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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孙中山奉安回京 冯玉祥太原软禁

    【史要】孙中山奉安大典;冯玉祥反蒋,阎锡山软禁冯玉祥,冯玉祥下野……

    却说,“蒋、桂战争”爆发后,一直作壁上观的冯玉祥,延至五月也终于与蒋介石翻脸了。

    原来,“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曾许诺“将山东让给冯玉祥”;虽然,当时的胶东半岛还在日本人手中,冯玉祥得不了多少实惠,似有“食鸡肋”之感;但比起他那贫瘠的“陕、甘”,山东毕竟是块肥rou,冯玉祥也就仍欲取得。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济南协定》签定,日本人愿意归还济南了;此时,冯玉祥以为终于可从“日军”手中将山东接收过来、归于自己了。

    但谁知,当按照《济南协定》规定“两个月内‘日军’从济南撤军”时;蒋介石忽然变卦,急《令》冯玉祥“不许接收济南”;同时,通知日方“须将济南交由‘中央军’接收”。

    如此,冯玉祥的希望落空了;这下,可又把冯玉祥气炸了肺,大骂蒋介石“不是人”。

    而此时的蒋介石,见讨伐“桂系”已近尾声、自己胜券在握,也就不需要、且也不再顾忌冯玉祥了。而削平各个山头,本是蒋介石所求。

    于是,五月七日,蒋介石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的文告,其中有言:“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不可。”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矛头所指已非桂系一家了;那些割据称雄的地方实力,都在铲除之列。”

    冯玉祥见后,觉到蒋介石击垮“桂系”后,下一个必是“要来对付自己了”;加上“不许接收济南”的气还未消,觉得“与其让他来算计自己,不如自己先发制人”。

    为此,五月十六日,冯玉祥以“西北军”将领名义《通电》“反蒋”。

    对于冯玉祥的反叛,蒋介石不再惊愕,甚至于有“正中下怀”之感。

    于是,蒋介石即以“国民政府”名义《通电》指斥冯玉祥“勾结‘桂系’、勾结‘苏俄’、背叛‘党国’”,并以此罪名将冯玉祥“开除党籍”。

    接着,蒋介石下达对冯玉祥的《讨伐令》;并《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令》其“起兵讨伐冯玉祥”。

    唐生智受《命》后,即率部向河南开进,史称“蒋、冯战争”一触即发。

    且因,冯玉祥曾出访过苏联,正可给蒋介石一个借口,以发泄一下其“仇共、仇苏”之愤。

    于是,蒋介石又给东北的张学良发了份《密电》,言:“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要张学良下措施,以坐实冯玉祥“通苏、通共”之罪。

    且说,冯玉祥《通电》“反蒋”后,即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以研商“如何对付蒋介石来犯”的军事部署。

    冯玉祥决定将“第二集团军”派驻山东、河南的军队全部撤至潼关集结,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利于与蒋介石抗衡、而保全西北。

    然而,与会将领对“是否要撤军”却产生了分歧。

    宋哲元、孙良诚等人对冯玉祥的部署表示了支持,而时已进驻豫南、尝过一段较好时光了的韩复榘却不愿撤回贫瘠的陕西去、再过清苦的生活,遂以“西北太穷,恐怕养不了这么多兵”为由表示“反对”。

    一直来,冯玉祥治军自有一套。

    一方面,他爱兵如子,曾立有“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招募的新兵不许打、初次犯错的不许打、有病的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食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士兵有哀愁落泪时不许打”等“八不准打”《戒律》而深受士兵拥戴。

    但另一面,又有极重的封建家长习气,视军队为私产;军纪甚严,连对将官都立有“不准喝酒、不准吸烟、不准****狎妓”等“三不准”《条规》,更听不得“违悖”之言。

    韩复榘曾在汉口被蒋介石召见、极尽风光之事,早令冯玉祥对他多了几分疑虑与戒备之意;而今,韩复榘又竟敢公开违抗自己,如何能再允得?

    为此,冯玉祥怒不可遏地将韩复榘斥责了一顿,并免去了他的“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之职。

    冯玉祥发火后,众将不再有“敢表异议”的了。

    因此,“华阴会议”后,“第二集团军”的各部遂都遵《令》陆续向潼关集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则也率部离鲁回陕了。

    只是,时在鲁南的杨虎城因不是冯玉祥的“嫡系”而有相对的独立性;且由于冯玉祥对其另眼相看,致使心存芥蒂;因此,也不愿回陕、而仍留在鲁南。

    如此,倒是让唐生智轻松地由冀南进入了豫北。

    而时在南京代理冯玉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鹿钟麟,见冯玉祥与蒋介石翻脸了,觉得自己在南京似处虎口,即找了个借口、离开南京去往天津避险。

    于是,蒋介石将鹿钟麟免职了,同时被免职的还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熊斌、“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次长”唐悦良等人。

    韩复榘被冯玉祥斥责并撤职,心中当然很不好受。

    其实,韩复榘对冯玉祥早存怨怼;因为,韩复榘自认,自己早在“辛亥革命”时、就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尔后,又鞍前马后的为冯玉祥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所以,当蒋介石许诺将山东给冯玉祥时,他就垂涎于“山东省政府主席”这个肥缺。但谁知,冯玉祥却将它给了孙良诚,而让他坐了冷板凳。

    对此,韩复榘敢怒而不敢言;但自此,他憋了一肚子气、而已对冯玉祥心存怨怼了。

    而今,冯玉祥不但当众斥责、羞辱他,还将他的“第三路总指挥”之职免了,如此屈辱更是让他如何忍得?原有的怨怼与新受的屈辱加在一起,不由得令韩复榘心一横“你不仁,我不义”了。

    而此时,蒋介石闻知“冯玉祥将韩复榘免职”了,觉得有机可乘,即派人“策反”,并又给韩复榘送去了五十万元的银票。

    果然,蒋介石的这一招又灵验了;因为,韩复榘已感恩于蒋介石,今再受其惠;觉得跟着冯玉祥挨苦受气,不如跟蒋介石算了;于是,韩复榘表示了“愿意归附”。

    同时,韩复榘还拉上了同驻于河南、且也“不愿回陕”的石友三。

    因为,石友三“妻妾”成群,且他自己吸食鸦片、需要大量金钱挥霍;蒋介石也给了他一大笔银票后,石友三就也表示“愿意归附”。

    于是,五月二十二日,韩复榘、石友三《通电》“拥蒋”,背叛冯玉祥了。

    俩人投蒋后,蒋介石即《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则被《任命》为“讨逆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与石友三背离后,立即在“西北军”内引起了很大的撼动。

    接着,又有“暂编第十七师师长”马鸿逵等人被蒋介石用银票“策反”成功,并被委《任》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而留驻在鲁南、与冯玉祥心存芥蒂的杨虎城,则也被蒋介石派何应钦游说成功;杨虎城归附后,蒋介石即授其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十一师师长”。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将“川军”的“第二十九军”编成“讨逆军第十四路军”,《任命》邓锡候为“总指挥”。

    而不久,新疆发生了“七·七事变”;“新疆省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樊耀南刺杀“新疆省省长”杨增新后,却被“新疆省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擒杀了。

    于是,金树仁因“平乱有功”,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疆省主席”,蒋介石则《任命》金树仁为“讨逆军第十八路军总指挥”。

    至此,蒋介石的“讨逆军”势更盛了。

    “西北军”众多将领的叛离,无疑是对冯玉祥的重大打击;然而,冯玉祥已《通电》“反蒋”,恰如离弦的箭、难以回头;所以,虽感到力不从心,却也只得硬着头皮与蒋介石拼上一阵了。

    而此时的“蒋、桂战争”已近尾声,李宗仁虽是在广西举兵“反蒋”了,但终因驻鄂“桂军”崩溃而实力大损、渐感不支。

    如此,“桂系”已是自身难保,冯玉祥指望与“桂系”联手对付蒋介石几成泡沫了;何况,“蒋、桂战争”爆发初期,冯玉祥没有如约与“桂系”联手“倒蒋”,反而出兵南下、帮了蒋介石的忙,令李宗仁视其为“背信小人”了。

    所以,即使“桂系”有能力,也不愿再与其合作了;如此,冯玉祥处于了与蒋介石单挑独斗的境地,确有力不从心之感。

    因此,冯玉祥遂想到了阎锡山,希望阎锡山能助一臂之力、与自己联手反蒋。为此,他派幕僚邓哲熙、曹浩森赴太原、游说阎锡山。

    只是,在未得到阎锡山助力之前,冯玉祥暂缓了与蒋介石交锋。

    而奉《命》征讨的唐生智,其实也不想与冯玉祥开战;他见“西北军”都撤回憧关,以为冯玉祥必是“因军力衰弱而怯战”了。

    于是,唐生智也驻军豫北不再前进。

    因此,“蒋、冯战争”不堪一击土土如丧考妣雷声大、雨点小地开场不久就息鼓了,并没有真正开打。

    而此时的蒋介石因还有另一件亟待办理的大事要忙,那就是将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南京;所以,没有与冯玉祥真正开打,倒也正合其意,免得他分心。

    于是,蒋介石将冯玉祥的事、暂时搁置一旁,而去忙“奉安大典”的事了。

    其实,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南京之事、早在年初就有打算。

    当时,非但“北伐”结束已有数月,“东北易帜”后、全国得到了统一;更因,孙中山的陵园于一九二六年一月破土动工以来,历经三年的修建后、已于一九二九年初竣工了;所以,“国民政府”决定将尚在北平香山的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南京。

    孙中山的陵园位于南京东郊的紫金山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由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等建筑组成,气势恢弘、肃穆庄重。建成后的陵园,顾名思义地命名为了“中山陵”。

    为了将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京,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各部“部长”等政府大员皆为“委员”的“总理‘奉安’委员会”;并制订了《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以将“奉安”大事付诸实施。

    但后来,因“蒋、桂战争”爆发,此事被搁置了。不过,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欲早日了此夙愿。

    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是被国人誉为“国父”的“中华民国”之缔造者,更主要的是孙中山是自己的“连襟”;蒋介石当然得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及孙中山的威望,彰显自己坐大位的正统性,以利于进一步巩固、业已到手了的政权。

    而今,战争已接近尾声、大局底定,该是将此事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因此,蒋介石复又将此事急不可待地提上了议程。

    蒋介石要把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办得十分隆重,以扩大影响;于是,全国上下都为“‘奉安’大典”忙碌开了。

    “‘奉安’大典”定于六月一日举行,并规定:“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宴会、娱乐七天。”

    为此,蒋介石让其“大连襟”、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担任“‘奉安’委员会总干事”。同时,急《电》邀请远在德国柏林的宋庆龄“回国”,并派其“二弟”、时任“上海会文局局长”宋子良专程赴欧洲迎接她。

    宋庆龄闻知“丈夫的灵柩要‘奉安’回京了”,当然高兴;即与“二弟”一起,由德国柏林启程,途经莫斯科后、再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匆匆地奔赴回国。

    为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京,“国民政府”又指定何应钦为“迎榇总指挥”,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为“迎榇专员”,并于五月二十二日专程赴北平“迎榇”。

    何应钦一行赶到北平时,宋庆龄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抵达北平了。

    五月二十六日,“迎榇”回京正式开始。

    经过一番庄重而又繁复的仪式后,孙中山的灵柩终于从北京香山碧云寺移出,灵车在宋庆龄等家属及“‘迎榇’专员”的护送下、缓缓驶往正阳门车站;然后,改用专列、运“榇”南下。

    这一日,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国人扶老携幼前来送别万民瞻仰的“国父”;沿途哀声不绝、饮泣难禁,景况空前。

    两天后,运送“灵柩”的专列驶抵南京浦口。灵车甫抵,南京狮子山炮台即鸣礼炮一百零一响以迎;隆隆炮声,使山岳震撼、江流呜咽。

    此时,已有谭延闿、胡汉民、吴稚辉、蔡元培、孔祥熙、戴季陶、王宠惠、王柏龄、陈果夫等一班国府要员渡江至北岸“迎榇”,而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则也亲至南岸江边恭候。

    “灵柩”运抵浦口后,则转由“威胜”号舰恭迎过江;在南岸江边进行了祭奠后,即奉停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

    六月一日是“‘奉安’日”,“‘奉安’大典”于是日在中山陵举行。

    这一日,“国民政府”组织了三十多万民众,夹道奉送孙中山的“灵柩”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移运至中山陵。“‘奉安’大典”上又有一番繁复的仪式,此不赘述了。

    “‘奉安’大典”上,蒋介石等一班政府要员都按序在孙中山的“灵柩”前默默地祭奠了,但心底却在打着各自的盘算。

    只有宋庆龄倒实是哭成了泪人,扶棺悲恸、痛不欲生。

    整整忙碌与折腾了一天后,“‘奉安’大典”才算完毕。从此,孙中山就安眠在了南京的紫金山麓、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邻了,“中山陵”遂成了后世缅怀与瞻仰“国父”之处。

    后来,又有音乐台、光化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永丰社、中山书院等纪念性建筑落成,众星捧月般地环绕于陵墓周围,使这座本已具规模的陵园更添了几分气势。

    南京举行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同时,全国各地也都为这位“国父”举行了公祭;盛况之空前可谓世所罕见,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当可告慰了。

    “‘奉安’大典”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即离开南京去往上海,这令蒋介石十分懊恼。

    原来,蒋介石之所以要“邀请宋庆龄回国”;除了从风俗和礼制上讲“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作为其夫人的宋庆龄应必到”之外,蒋介石还另有盘算。

    因为,自己虽是费尽心计、成就了“蒋、宋联姻”;但宋庆龄并没认可与接纳他,且一直来与他过不去;这对于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是“孙中山之接班人”的蒋介石来说,无异于是极大的打击。然而,由于宋庆龄的身份特殊,却令蒋介石深感束手无策、徒叹奈何。

    此次孙中山的“‘奉’大典”,蒋介石本想藉此机会与她修好,以向国人宣示:“‘国母’宋庆龄已与他无隙”;从而,更利于他巩固自己的政权。

    但谁知,“‘奉安’大典”才落幕,宋庆龄就拔腿走人了;如此,蒋介石的希望就落空。

    其实,宋庆龄早已揣知蒋介石的企图;若不是丈夫“‘奉安’大典”如此的大事,她是绝不会应蒋介石之邀回国的。

    因为,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宋庆龄认定他“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此,她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声明》后,决意“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尔后,宋庆龄虽是去了欧洲,但仍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此间,蒋介石继续“反共”、“清党”等变本加厉的所为,更使她铁定了心“绝不与蒋介石合作”。

    所以,当“‘奉安’大典”落幕、自己的夙愿了却后,宋庆龄即于翌日清晨就不辞而别了,连给蒋介石晤谈的机会也没留。

    宋庆龄走后,蒋介石虽是懊恼、但却不甘心。

    于是,他请其“夫人”宋美龄出面,欲以“姊妹”之情打动她;请她留下来并回到国民党内任职,以能与蒋介石“合作”;至少,可让蒋介石的颜面光鲜一些。

    然而,宋庆龄觉得“原则问题上决不可妥协”,遂对其“小妹”婉言相拒了。

    此后,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在柏林召开,没能出席会议的宋庆龄当选为了“名誉主席”,宋庆龄更是倾心于国际、国内的“反帝斗争”,与蒋介石的关系更是水火不相容了。

    不久,蒋介石又对江西的“红军”发动“三省会剿”;于是,宋庆龄又愤怒地撰文抨击“‘国民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屠杀工农大众”的罪行,这又令蒋介石火冒三丈了。

    为此,蒋介石只得再派戴季陶赴上海,警告宋庆龄:“不要再发表此类言论。”

    宋庆龄却回道:“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那就是你们承认了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

    宋庆龄如此软硬不吃,确是令蒋介石不知道可拿她怎么办?无奈之下,只得授意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派人加强对她的监视,以免她做出更会令他难堪的事来。

    如此一来,宋庆龄的自由就受到影响,但她不为所惧、泰然以对;自此,宋庆龄就留在了上海,继续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且说,蒋介石忙于为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回南京之时,冯玉祥的幕僚邓哲熙、曹浩森却到了太原、晤见阎锡山,俩人向阎锡山转达了冯玉祥要他“联手反蒋”之意。

    而此时的“蒋、桂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击败“桂系”后更是一手遮天了,阎锡山岂敢得罪蒋介石而跟着冯玉祥玩火?

    所以,他对邓哲熙、曹浩森俩人敷衍了一番,没有明确表态、不置可否,只是邀冯玉祥前来太原“晤商”。

    冯玉祥获知阎锡山邀其“晤商”,以为“阎锡山愿与他联手‘反蒋’了”;也就没有多思,即应邀前往太原,甚至于将“夫人”李德全及宝贝“女儿”也带上了。

    六月二十四日,冯玉祥抵达太原,下榻于晋祠。

    阎锡山待以“上宾”,对冯玉祥显得十分殷勤;只是,没与冯玉祥商榷“反蒋”之事。

    冯玉祥心中纳闷,不知阎锡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因为,“桂系”败北后,冯玉祥只有与阎锡山尚可结盟;因是有求于人,也就只得以“心急吃不得热包子”聊作自慰,耐心等待阎锡山开口。

    蒋介石闻报“冯玉祥赴太原、去与阎锡山晤面”,唯恐俩人结盟对付他、而不免忧心忡忡了。

    于是,蒋介石即派遣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仨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去见阎锡山;欲以“资助军饷”为诱饵,要阎锡山“与他联合,解决冯玉祥及其‘西北军’”。

    阎锡山明白这是蒋介石欲借刀杀人,同样娴熟权谋的他岂愿被人利用?何况,阎锡山知道“唇亡齿寒”之理;真要将冯玉祥及其“西北军”解决了,岂不让蒋介石少了顾虑而可放胆地来图谋自己?阎锡山岂会傻到如此程度。

    所以,为自己计,阎锡山也不能答应蒋介石。因此,阎锡山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见阎锡山不愿依从,遂又派何应钦赴太原、欲伺机刺杀冯玉祥。然而,这一刺杀阴谋又被阎锡山察觉而未成。

    阎锡山邀冯玉祥来太原,自有他的盘算。

    虽然,并不是如冯玉祥所希望的为商议“联手‘反蒋’”之事,却也没有对冯玉祥怀有什么恶意;所以,当蒋介石欲加害冯玉祥时,阎锡山也就得加以阻止了。

    否则,冯玉祥若是遭暗算死在太原;他阎锡山非但要背黑锅、而被世人唾骂,且会失去可用来对付蒋介石的挡箭牌;功于心机的阎锡山,岂会做这种对自己有害无益的傻事?

    其实,对于冯玉祥的要“反蒋”,阎锡山是能理解、甚至于有同感的。

    因为,自从“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数次召开“编遣会议”欲行“裁军”;其目的无非是要排斥异己、搞他的独裁,这已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的了,阎锡山岂会不晓?

    也因此,先有“桂系”的“反蒋”,现在又有冯玉祥要与他翻脸,只剩了他阎锡山还未与蒋介石撕破脸。蒋介石弄得如此众叛亲离,实也是他损人太多、犯了众怒而咎由自取。

    “蒋、桂战争”打响后,阎锡山曾窃喜过一阵;原以为,“蒋、桂”双方必会两败俱伤,蒋介石的锋芒经此战后也会销钝、而该收敛了。但现在看来,“桂系”败局已定;这场战争非但没有使蒋介石大损,反而让他的地盘与实力都得到拓展与壮大了;而今的蒋介石,可谓是独步天下、无人能与其争锋。

    因此,深谙世故、惯于见风使舵的阎锡山只能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求偏安,岂敢得罪蒋介石?

    但谁知,正在阎锡山希求偏安之时,冯玉祥却派人来游说;要他“联手‘反蒋’”,这岂不是要拉他下水?可给阎锡山出了道难题。

    若是冯玉祥有实力与蒋介石匹敌,阎锡山或许会跟他联手;然而眼下,冯玉祥的“西北军”已因“多名将领背叛、显得分崩离析”,根本无力可与在政治、军事上都占绝对优势了的蒋介石抗衡。冯玉祥若是非要在如此境况下自不量力地与蒋介石开打,岂不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而自己若是依从了冯玉祥“联手‘反蒋’”,岂不如去“陪葬”不成?阎锡山当然不会那么傻,哪肯引火烧身地跟着他冯玉祥去寻死?

    鉴于此,阎锡山本想明言拒绝或敷衍,退避三舍、作壁上观、以免祸;但转而又想,如此虽能避一时之祸,但不是久安之策。

    因为,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冯玉祥真要与蒋介石打起来,同处于北方的自己必会被殃及。所以,上上之策还是劝说冯玉祥“不要去挑斗蒋介石”,以避免战祸而求偏安。

    为此,阎锡山这才邀请冯玉祥来龙城,欲劝他“识时务,莫轻启兵端”。

    然而,当与冯玉祥晤面后;阎锡山觉到,冯玉祥的“反蒋”是“执意要为”了。这不仅是因为冯玉祥的脾气倔,蒋介石有些事也实在做得太绝了。

    毋庸说,蒋介石欲通过“编遣”削弱各路诸侯的实力,已遭致了众愤;而蒋介石将本已许诺给冯玉祥了的山东这块肥rou、言而无信地从他口中夺去,怎能不使冯玉祥气恼?更有甚者,蒋介石还不择手段地将冯玉祥的几员大将策反了,怪不得冯玉祥要与他不共戴天。

    如此看来,不管自己怎么劝说,冯玉祥必是难以入耳的,这倒确实令阎锡山又感到为难了。

    阎锡山想到此,也就取消了劝说冯玉祥的打算,但也不提“联手‘反将’”之事;只是将冯玉祥撂在晋祠中,欲将他留在太原、好看好待,以让时间去消磨掉他的棱角后、使战鼓自行喑寂。

    可是,蒋介石却急不可耐地欲对冯玉祥下手,这使阎锡山感到须尽快让冯玉祥离开太原;否则,若真发生了不测之事,如何是好?但是,又不能让冯玉祥回陕西;因为,一旦冯玉祥回陕,“蒋、冯战争”必打无疑;自己邀其来晋,欲谋“免战祸、求偏安”岂不落空?

    左右为难之时,阎锡山忽然想到,自己在晋东北五台县建有一幢名曰“西汇”的豪华别墅;那儿远离闹市、地处僻静、便于防护,何不将冯玉祥转移到那儿去?如此,既能将冯玉祥留住,又可避免不测事发生。

    于是,阎锡山又以“蒋介石在太原耳目众多,在此不便议事”为由,请冯玉祥到自己的“西汇别墅”去小住,以便避开蒋介石的耳目,可放心商议“联手‘反将’”事宜。

    冯玉祥正为“联手‘反将’”之事而来,听阎锡山如此说,信以为真了也就依言;于是,下榻于晋祠才几天的冯玉祥又带上家人移居到阎锡山在五台的“西汇别墅”中去了。

    如此,蒋介石欲派人行刺冯玉祥也就更难得逞。

    阎锡山的西汇别墅位于五台河边的西建安村与潭上村交汇处,是一幢十分气派的豪华别墅,比晋祠雅适得多;冯玉祥的“夫人”与“女儿”很是喜欢这儿,一家人也就高兴地住下了。

    冯玉祥入住西汇别墅后,以为阎锡山该与他商议“联手‘反将’”之事了;但谁知,此后数日,却连阎锡山的影子也不见了,这更使冯玉祥摸不着头脑了。心想,看来这阎百川是胆小怕事,故意在躲避自己;那好吧,既然他不敢“结盟‘反蒋’”,也不勉强他了,我独自干算了。

    可是,当冯玉祥欲回陕西时,却发现自己已难以离开这幢别墅了。

    至此,冯玉祥才明白,自己上了阎锡山的当,被他软禁在此了;不由得心中愤愤骂道:“好你个阎百川,你不愿‘反蒋’,也就算了;为何要将‘老子’禁在此处?想巴结蒋介石而加害于我吗?真是岂有此理,‘老子’跟你没完!”

    然而,阎锡山没再露面,冯玉祥骂也徒劳。

    其实,阎锡山也知道,将冯玉祥软禁实是下策;但这是为息事宁人,更为保自身,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的阎锡山只是想,只要能把冯玉祥稳住,群龙无首的“西北军”中不会再有人敢惹是生非;而冯玉祥不在陕西了,蒋介石没了“讨伐冯玉祥”的由头,也只得偃旗息鼓;如此,“蒋、冯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且自己手中有了冯玉祥这张牌,进而还可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蒋介石若是欲对他阎锡山也有图谋,当该掂量一下三思而行。

    否则,他阎锡山被迫急了,可真的要与冯玉祥“联手”;到头来,无非是玉石俱碎,他蒋介石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想到此,阎锡山心中有底了,不由得为自己能想到这一招而沾沾自喜。

    为此,他将冯玉祥软禁在西汇别墅中后,只让其“内弟”徐玉峰及“第三集团军独立第十一师师长”杜春沂陪伴,自己就不再露面了。

    不过,他一再叮嘱“要好看好待,不得怠慢”,但又“绝不可让冯玉祥走脱”。

    尔后,阎锡山以“和事佬”的角色,摆出一种“为国、为民、不为己”的姿态;在竭力主张“‘蒋、冯’双方休战言和”的同时,宣称:“只要能给西北百姓以太平,自己愿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下野’出洋。”

    其实,阎锡山并不真愿“辞职、下野”;他出此招,无非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意图。

    蒋介石当然知道阎锡山是在投石试水,并非出于真心;这个一心想当“山西王”的阎百川肯“辞职、下野”?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因此,蒋介石故意卖好口、将其挽留;于是,阎锡山就顺势下台阶地没再提“辞职、下野”了。

    而对于冯玉祥,蒋介石却仍不肯放过;只是,他见冯玉祥有阎锡山护着,一时难以对他下手。而此时的蒋介石,又另有一件亟待办的事要忙;那就是,他想趁“桂系”被击败、其他几路诸侯都显萎靡、对“削藩”的阻力减小之时,打算抓紧将“裁撤、编遣”之事实施了。

    于是,他接受阎锡山的主张而同意“休战”了,以便自己可集中精力去实施“编遣”;但有一个条件,即“冯玉祥必须‘下野’”。

    对此,阎锡山也信口答应。

    于是,阎锡山赶回五台的西汇别墅,劝说尚被软禁着的冯玉祥,言:“眼下,蒋介石正春风得意;焕章兄欲与他争锋,能有几分胜算?‘桂系’已经落败,应是前车之鉴,焕章兄当三思而行。古代有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击败吴王夫差,方雪亡国之耻。以史为鉴,来日方长,焕章兄何必与他蒋介石计较一时得失?依我看,兄不若暂时宣布下野,弟愿随同你一起出洋游历;如此,能使西北父老免遭战乱之祸,兄之功莫大焉。”

    冯玉祥闻言后、沉思良久,知道阎锡山无非是要自己放弃“反蒋”;可是,胸中怨气不出,如何甘愿?但转而一想,如今自己被禁在此、连人身自由也没了,纵然要“反蒋”也成了一句空话;那就,依了他阎百川之言“下野”算了;只要能让我回陕西,再另作打算不迟。

    于是,七月三日,冯玉祥再次《通电》宣布“下野”了,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则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宋哲元代理。

    如此,“蒋、冯战争”终于真的偃旗息鼓了。

    只是,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仍没能离开西汇别墅。因为,阎锡山担心“若是让冯玉祥回去,或会翻悔而重启战事”;所以,设法将冯玉祥仍留居在西汇别墅中。

    冯玉祥这才明白“阎锡山所谓的‘愿随同出洋游历’”等全是谎话,自己又上了他的当;但是,自己现在他的掌握中,一时又想不出办法脱身;无奈之下只得忍耐了,闲云野鹤般地在此静养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