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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章出阴招蒋桂战争 李白黄败走越南

    【史要】“蒋、桂战争”,桂系大溃;“第一次新粤、桂战争”,桂系李、白、黄败走越南……

    却说,蒋介石决意讨伐“桂系”并将李济琛扣押后;即又派人秘密分赴上海、北平,欲抓捕时在上海的李宗仁和进驻北平的白崇禧。

    寓居上海法租界“融园”内的李宗仁,闻知李济琛在南京被拘禁后,觉到蒋介石已开始对“桂系”下手、且有赶尽杀绝的意图;而上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自己在此也有危险、得赶紧离开。

    于是,在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的帮助下,李宗仁悄然地离开了上海;然后,经香港后、返回广西。

    蒋介石扑了个空,则将放走李宗仁的张定璠“撤职”了。

    而为捕杀白崇禧,蒋介石欲策反驻军北平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

    可是,廖磊非但没有听《命》于蒋介石,反而向白崇禧《密告》了;于是,白崇禧离开北平潜往天津。

    然而,此时的天津也已有变天之兆。

    原来,受《命》游说的刘文岛向唐生智道明蒋介石之意后,唐生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因为,唐生智是被“桂系”整垮的,此恨至今未消;能让他复出、对“桂系”还以眼色,本就是他所愿。何况,蒋介石还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他”;如此美事,何乐不为?

    因此,唐生智即派其旧“幕僚”、曾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龚浩将驻军塘沽的李品仙、何成浚等“湘军”旧部重新招揽了。所以,当白崇禧离开北京潜往天津时,天津实际上已经暗中易手给唐生智了;只是,此时的唐生智还在青岛、没到天津而已。

    白崇禧到了天津后,察觉李品仙、何成浚等“湘军”旧部均有可疑的异动,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三十六,走为上”,又在廖磊的护送下、乘坐日本轮船由塘沽港离津,也经上海、香港后转道返归广西。

    廖磊送走白崇禧后,自己也随即辞去军职,到香港隐居了。

    白崇禧逃离后,唐生智即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塘沽;于是,“湘军”旧部复归于他的麾下,并恢复了“第八军”的番号。

    为讨伐“桂系”,蒋介石派遣邵力子与贺耀祖专程赴河南、去见尚在百泉“养病”的冯玉祥,以让其出《任》“行政院长”为交换条件,要冯玉祥“出兵协助蒋介石讨伐‘桂系’”。

    由于“桂系”酿成“鲁案”确是理亏,而让蒋介石有了借口、师出有名;所以,当蒋介石要讨伐“桂系”时,却令冯玉祥为难了。

    因为,自己曾与李宗仁有约“共同倒蒋”;若是反而依从蒋介石“讨桂”了,岂不是食言?而自己虽是对蒋介石不满,但这件事让蒋介石占了理,自己却难以反对。如此,既“不愿依蒋‘讨桂’,又不能助桂‘倒蒋’”,着实让冯玉祥左右为难了。

    最后,冯玉祥决定对蒋介石虚与委蛇;让他去与“桂系”火拼,自己作壁上观。待其两败俱伤后,自己再伺机而动。

    为此,冯玉祥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讨伐‘桂系’”,态度显得十分暧昧;但同时,却派遣韩复榘、石友三等人率部南下,进驻到豫南的信阳等地。

    冯玉祥此举,表面上看是“对蒋介石要其‘出兵’”的回应;其实,他另有打算。他想“先陈兵于‘鄂、豫’边境,一俟‘蒋、桂’两败俱伤,即可就近进军”,以取“卞庄刺虎”之利。

    因此,冯玉祥又《密授》韩复榘、石友三“不可与‘桂军’交锋”。

    而对于蒋介石委以的“行政院长”之职,虽如香饽饽的令冯玉祥垂涎;但是,李济琛的前车之鉴尚明摆着,冯玉祥岂敢亲往南京受任而落虎口?

    于是,他以“欲出国考察”为由推诿了,交由时在南京的鹿钟麟代理。然因,鹿钟麟不够“代理行政院长”的资格,此事也就搁置了。

    虽然,冯玉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讨伐‘桂系’”且又推诿没来南京,蒋介石倒是没再强求;因为,对于蒋介石来说,目的已经达到。

    冯玉祥陈兵于“鄂、豫”边境,不管其用意何在,都已对驻鄂“桂军”构成威慑,无异于在帮蒋介石的忙。

    至此,蒋介石没了顾虑,则可放心地对“桂系”用武了。

    于是,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正式下达了对“桂系”的《讨伐令》。

    接着,组建“讨逆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

    且因,冯玉祥已陈兵“鄂、豫”边境,遂对原来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三军”、“第五军”从九江、南昌西向、攻击长沙至武汉的长武线,以截断“湘、鄂”间联络及驻鄂“桂军”的退路;《任命》刘峙为“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二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进、主攻武汉,以击溃驻鄂“桂军”主力、务必攻取武汉。

    同时,不管冯玉祥愿不愿意,蒋介石又以“中央政府”名义,将“第二集团军”驻于河南的韩复榘、石友三、万选才、马鸿逵等部组成“讨逆军第三路军”,《任命》韩复榘为“总指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冯玉祥却是不曾料到;然因,韩复榘、石友三等部的南下是自己派遣的;让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利用了,自己无话可说、只得默认。

    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将驻于塘沽的“湘军”旧部组成“讨逆军第五路军”,《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而“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方振武被《任命》为“第六路军总指挥”,也参与“讨桂”;驻于安徽的“第三十七军军长”兼“津浦路警备司令”陈调元则被《任命》为“讨逆军预备队总指挥”,以策应各路。

    “讨逆军总司令部”则设于九江,蒋介石亲自坐镇督战,摆出了一副欲一口将“桂系”吞噬的架势;于是,史称“蒋、桂战争”终于爆发了。

    “蒋、桂战争”爆发后,“桂系”不得不作出应对。

    逃离塘沽后的白崇禧,闻知李济琛被扣,朱培德与东山再起后的唐生智都倒向了蒋介石,连冯玉祥也出兵南下了;如此局势对“桂系”甚是不利,料想驻于湖北的“桂军”必难抵御。

    因此,还在归途中的白崇禧赶紧《致电》胡宗铎,建议“驻鄂‘桂军’放弃湖北、退守湖南;必要时,甚至于应撤回广西,以保存实力”。

    然而,胡宗铎留恋于鄂境的富庶,却不愿轻易放弃湖北。

    他觉得,凭着湖北境内现有三支久经沙场的“桂军”,不必畏惧蒋介石;所以,有恃无恐地欲拒敌于境外。因而,没有听取白崇禧的建议,却打算与蒋介石决一雌雄。

    而也尚在归途中的李宗仁,此时也急《电》时在汉口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指令》他“将驻于‘湘、鄂’的‘桂军’分为五路,务必拒敌保境”。

    同时,《任命》何键为“第一路司令”,叶琪为“第二路司令”,夏威为“第三路司令”,胡宗铎为“第四路司令”,陶钧为“第五路司令”。且因,夏威此时正患病入院治疗、未能到职,其“第三路司令”之职则由“副司令”李明瑞代理。

    李宗仁的《指令》,促使胡宗铎等人更欲“固守武汉、保住鄂境”了。

    因为,何键时《任》“湖南省主席”,所部驻于湘境;所以,他的“第一路军”旨在防备蒋军犯湘。而其他的四路“桂军”皆驻于湖北,则以“守护武汉、保住鄂境”为要。

    于是,驻鄂的四路“桂军”就在黄陂至武xue一线布防,严阵以待;顿时,“湘、鄂”上空战云密布、大战在即了。

    然因,“代理第三路司令”李明瑞已被蒋介石策反成功;所以,当“讨逆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即与“第七军第三师副师长”杨腾辉、“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尹承纲等人在孝感、花园一带的驻地倒戈了。

    如此,驻鄂“桂军”的防线出现缺口,即被“讨逆军”突破。

    而陈兵在豫南信阳的韩复榘等部,虽然没有对“桂军”发动进攻;但随时有突入武胜关的可能,这对驻鄂“桂军”无疑也是一大威胁。

    胡宗铎、陶钧俩人见势不妙,只得放弃武汉,向鄂西的沙市、宜昌一线撤退;于是,“讨逆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轻取了武汉。

    “讨逆军”夺取武汉后,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李明瑞则被《任命》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第五十七师师长”,尹承纲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而此时,流落日本的张发奎见“蒋、桂战争”爆发后、唐生智招揽旧部东山再起了,觉得自己也该峰回路转;于是,匆匆回国、欲步后尘。

    因为,张发奎的旧部遁入江西后、已被蒋介石收编了;所以,蒋介石对于张发奎的回国并不乐见。

    然因,考虑到张发奎对其旧部毕竟尚有一定的号召力,觉得不宜明言相拒,以免引起其旧部的反感;且张发奎是广州“张、黄事变”后被“桂系”逼迫离粤出洋的,对“桂系”结怨甚深,倒是正可用以“反桂”。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打算“先利用他来对付‘桂系’;待收拾完‘桂系’后,再来对付他不迟”。

    于是,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讨逆军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命》其“率已被整编为‘第四师’了的原‘粤军第四军’旧部;与时任‘讨逆军第二路追击司令官’朱绍良,兵分两路、追击逃往鄂西的‘桂军’”。

    而此时,蒋介石见韩复榘驻军信阳,遂打算对他用心、以备后用;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人至信阳、将韩复榘邀至武汉相见。

    韩复榘到武汉时,蒋介石特意为他安排了超乎规格的欢迎仪式;并盛情款待,令韩复榘受宠若惊。

    宋美龄也对随同而至的韩复榘的“二姨太”纪甘青礼待有加,整天陪玩宴乐、讨其欢心;当听说纪甘青未曾到过上海时,宋美龄还陪她专程赴沪玩了几天,并赠予了二十万元银票、供其花销。

    这一切,确是令韩复榘感恩戴德、难以忘怀了。

    辞行时,韩复榘感慨地对蒋介石道:“复榘一个武夫,承蒙钧座不弃,感佩之致;今后若有用得到之处,榘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闻后心中暗喜,他要的就是韩复榘的这句话;如此,“西北军”的基础开始松动了。

    且说,“李济琛被拘禁”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众皆愕然了;只是,“第八路军”的几员大将却意见相左。

    “第八路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与“第八路军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邓世增等人深感愤懑,《致电》南京质问蒋介石;并主张“联合‘桂系’与蒋介石抗衡”,以设法“解救李济琛”。

    然而,“第八路军第四军军长”陈济棠与“第八路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等人却打算跟蒋介石妥协。

    三月三十日,俩人《通电》表示:“‘粤军’为党国所有,不为一派一系之驱使。”并下《令》:“驻粤‘桂军’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离广东。”

    这么一来,正如蒋介石所料,“第八路军”顿时如同一盘散沙了,“粤、桂联盟”顿时破裂。

    而被“桂系”委以“湖南省政府主席”了的何键,见“蒋、桂战争”爆发,不由得心中忐忑了。

    因为,何键原非“桂系”;为主政湘局,才脚踏两只船地靠上了“桂系”;所以,虽是受《命》于“桂系”,却不愿为“桂系”卖命。

    而今,何键见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广东的陈济棠与陈铭枢也《通电》“拥护中央”了;驻鄂“桂军”已经溃败,蒋介石似已胜券在握,自己该识途知返、留条退路。

    于是,何键派了他的心腹“幕僚”张慕先密往汉口,向蒋介石呈上一封亲笔《信》,就“倒鲁”一事请求“宽谅”的同时,竭力表示:“愿矢至诚,献身党国,拥护中央。”

    何键的态度,也正是蒋介石所需的;为促其“叛桂”,蒋介石表现得甚是大度、而既往不咎,并亲笔《手令》,非但保留了何键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还《任命》其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令其“起兵讨伐‘桂系’”。

    于是,四月十一日,何键《通电》“拥护中央”;就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何键也公开背叛“桂系”而倒向蒋介石了。

    何键“叛桂”后,尚在鄂西与张发奎、朱绍良对峙的“桂军”见后路被断,顿时士无斗志、军心大乱了。

    且此时,四川的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了“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已派遣其部将“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率部“由川东进入鄂西”,也来参与“讨桂”了。

    如此,败退鄂西的“桂军”更是两面受敌、如入绝境了。

    胡宗铎、陶钧等人自知再困守鄂西已非上策,而退归广西已无可能;遂通过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孔庚,不得不也向蒋介石表示:“愿解甲离鄂,但使数万部属有托,则感佩多矣。”

    蒋介石准允,让胡宗铎、陶钧等人“去往香港避居”,所部则均被收编。就这样,驻鄂“桂军”烟消云散了。

    蒋介石如此轻松地就击垮了“桂系”,心中真是乐不可言。

    然而,正在他高兴之时;谁知,他的“德国顾问”鲍尔却忽于五月六日暴毙了。

    有传言,说是“因为鲍尔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致使桂系速败,遭同情“桂系”的人记恨后、在一次宴会上被毒毙”。但也另有传言,说“鲍尔是患了天花后不治身亡,并非如异揣所致”。总之,传言颇多,但皆不足信。

    只是,不管怎么说,反正鲍尔是确实死了;蒋介石失去了这位被其引为知己的“高参”,确是如丧考妣、痛心不已。

    鲍尔死后,蒋介石即由曾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的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任“总顾问”。

    且说,五月初,李宗仁、白崇禧终于相继返回广西。

    此时,“湘、鄂”已归蒋介石所有;然而,此时的广东因“第八路军”内部意见不一,尚无定局。

    李宗仁见“桂系”好不容易开拓的一大片地盘都被蒋介石夺去了,心中不甘。“湘、鄂”被夺,一时难以收回;但“两广”是“桂系”的根本,断不可再失。

    因此前,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王乐平等人已于半年前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领袖”、名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改组国民党”的口号,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后,更是愤而“反蒋”了。

    于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初,“改组派”四处活动;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欲以“改组派”为核心、联络各地的“反蒋”势力,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并发表《宣告》,呼吁“恢复党权”、“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李宗仁与汪精卫虽曾有隙,但此时为了“反蒋”,也就不计前嫌了。

    于是,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也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号、予以响应;并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然后,“护党救国军”兵为两路攻粤。

    “第一路”由黄绍竑率黄旭初的“第五十一师”,从梧州出发沿西江东进;“第二路”由白崇禧率伍廷飏的“第五十师”、吕焕炎的“第五十二师”,经怀集、四会东进;定于两路在三水汇合后,再合攻广州。

    “桂军”进入粤境后,在西江与“粤军”的陈济棠、陈铭枢部遭遇。

    因为,交战双方是“桂军”与“粤军”,故称“新粤、桂战争”。且因,李宗仁的“桂军”在“北伐”时曾被誉为“钢军”,“粤军”的“第四军”在“北伐”时也被誉为“铁军”;故而,又有史家戏称其为“钢、铁大战”。

    “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见“桂系”反蒋并起兵犯粤了,即与“潮梅警备司令”廖鸣欧、“广东海军司令部副司令”兼“‘飞鹰’号舰舰长”舒宗鎏等人在潮州《通电》宣布“独立”、“拥桂反蒋”,并协助“桂军”作战。

    如此一来,陈济棠、陈铭枢部两面受敌、情势堪危,急向蒋介石求助。

    蒋介石闻报后,急《命》驻军福建的“独立第四师师长”兼“福州卫戍司令”张贞率部“入粤驰援”。并《任命》俞作柏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令》其率李明瑞、杨腾辉等部,速从湖北经上海乘船开赴广东,驰援“两陈”及攻取广西。同时,《命令》何键“移师湘南,进袭桂北”。

    “桂军”入粤后,黄绍竑的“第一路军”在西江、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在粤西的大塘与芦包等地都初战告捷;接着,两军在三水会师后、向广州挺进。

    但不久,陈济棠、陈铭枢部得到了张贞、李明瑞、杨腾辉等部的驰援,军力骤增;结果,在花县的赤坭、白坭一战中“桂军”不支,连“第五十师师长”伍廷飏、“第五十一师师长”黄旭初也在阵上受了重伤;因此,“桂军”败退西江。

    而此时,移师湘南的何键趁“桂军”倾全力攻打广东、而后方空虚之时,乘虚而入、挥师攻打广西了,并一举攻占了桂北的桂林、贺县、昭平等地。

    顿时,“桂军”有腹背受敌之忧;于是,“桂军”又不得不撤退,回师广西、以保境为要。

    “桂军”撤返后,与“桂系”联手的徐景唐自知独木难支了,遂弃军、去往香港闲居。

    如此,广东即为陈济棠与陈铭枢等人据有。

    于是,蒋介石又以“中央”名义《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又《任命》驻于江西的鲁涤平为“讨逆军第九路军总指挥”,《任命》“云南王”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而“桂军”回师广西后,即从梧州、柳州对“湘军”发起反攻;大败“湘军第三十五军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独立第七旅旅长”陈光中等部后,将桂林、贺县等地收复。

    蒋介石见“湘军”败退,则又《命令》四川的刘湘与云南的龙云率部“讨桂”。

    但谁知,五月十九日,曾《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忽又在川东发难;如此,四川军阀复又内讧,迫使刘湘只得先去对付李家钰、而暂缓了对广西的进攻。

    不过,龙云派遣的一支“滇军”,却东向进军、迫近了“滇、桂”边境。

    不久,李明瑞、杨腾辉也率部沿西江而进突入广西,并占领了位于郁江、黔江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桂平,兵峰直迫南宁。

    而此时的“桂军”因已元气大损,实难再与“滇军”及李明瑞、杨腾辉部交锋。而李宗仁此时已避往香港,白崇禧与黄绍竑见“桂军”已是四面楚歌、大势已去,也不想再打下去了。

    于是,俩人将尚存的“桂军”交予时任“第五十二师师长”吕焕炎;并将吕焕炎所部改称为“广西警备军第一师”,《任命》他为“警备军代理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要他“留守广西”。

    且为了不让广西落入龙云之手,俩人给吕焕炎留下话:“可与李明瑞、杨腾辉妥协,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然后,白崇禧与黄绍竑于六月二日也离开广西,去往越南的西贡避居了。

    吕焕炎领《命》后,即向李明瑞、杨腾辉妥协。因为,毕竟皆是“桂人”曾为同僚,且李明瑞、杨腾辉与吕焕炎并无仇隙;所以,俩人不想难为吕焕炎,也就停止了对他的进攻。

    而龙云见白崇禧与黄绍竑都已离去,吕焕炎向李明瑞、杨腾辉妥协后广西境内已无战事;也就知趣地《命令》尚在“滇、桂”边境的“滇军”停止向广西进军,不久就班师回滇了。

    至此,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终于结束。

    “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倒是兑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兼《任》“广西编遣区特派员”。而“桂军”残部则被俞作柏收编为“新编第十六师”,仍由吕焕炎《任》“师长”,这倒为日后“桂系”的东山再起保存了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