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阁 - 历史小说 - 百年史话中华演义在线阅读 - 第38章 马嘉理滇南风波 英帝国觊觎西南

第38章 马嘉理滇南风波 英帝国觊觎西南

    【史要】马嘉理事件,中英《滇案条约》;英帝国觊觎中国西南……

    却说,正在慈禧太后为再次垂帘听政就博得了个好名声而高兴时,西南边陲却又出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原来,英国政府为了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扩张势力,试图修建一条由缅甸的曼德勒经八莫到云南思茅的通路,以便英国势力能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渗透。

    英国的这一图谋已有多年,并早就想进入该地区勘探。

    于是,一八七四年,英国政府组织了一支由英军上校柏朗率领的武装探险队,欲从缅甸进入中国的云南,为修路先行探测。为了便于行动,探险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馆派一名通晓汉语且熟悉中国西南地区情况的人员引路做向导;于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遣使馆中的职员、翻译马嘉理前往缅甸协助柏朗,并为探险队引路。

    翌年二月,马嘉理引领这支近两百人的全副武装的探险队,在未事先知会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就由缅甸的八莫越过边境进入了中国的云南。行至滇西的腾越,却被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景颇族人阻截了。

    因为,世代居于此地的滇西景颇族人未曾见过洋人,对于这支突如其来且荷枪实弹的洋人队伍深感疑虑;不知为何而来?是善、是恶?所以,不让其前进过寨。

    而柏朗见探险队受阻,仗着自己手里有枪;于是,叫马嘉理上前交涉。

    二月二十一日,马嘉理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景颇族人的山寨前,傲慢地要这些被他视作为野蛮人的景颇族人给探险队让路,并威吓说:“若不让路,就要攻打腾越,踏平村寨。”

    中国云南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这些民族虽然人口稀少,但却生性豪爽善恶分明勇敢无畏;景颇族人也不例外,当然不吃马嘉理的那一套。马嘉理的恫吓非但没能将景颇族人唬住,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与仇视。

    于是,愤怒的景颇族人一拥而上,马嘉理等人来不及举枪射击就被景颇族人团团围住。

    随从一见情势不妙,抛下枪械拔腿就逃;而马嘉理却逃不多远,在一个叫曼允的地方又被景颇族人追截了。

    马嘉理回身举枪欲对追截他的景颇族人加以吓阻,却被追至的景颇族人夺下枪械后七手八脚地痛打了一阵;不幸的是,马嘉理经不得打当场毙命了。如此一来,事情就闹大。

    逃命而回的随从告诉柏朗:“马嘉理翻译被野蛮的中国人打死了。”

    柏朗闻知后,自然是暴跳如雷;立即率领探险队,欲攻打景颇族人的山寨以实施报复。

    但是,景颇族人也不示弱;当柏朗率领探险队赶到景颇族人的山寨前时,景颇族的酋长已一声号令,利用寨中沉闷的鼓声很快就将散布于四野的族人召唤聚拢,欲与柏朗率领的探险队血拼。

    柏朗面对瞬时出现在漫山遍野的景颇族人,早已吓得两腿直哆嗦,往日的威风全无了。自知探险队仅有的二百多人绝非是眼前如此之多的野蛮人的对手,也就不敢妄自动武逞威了;赶紧命令队伍后撤,乖乖地退回到了缅甸境内。

    柏朗退回缅甸后,当然不甘心就此罢休;本欲改日再组织进攻,以实施武力突破。

    然而,因腾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陲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历朝都曾派有重兵驻守;明朝时还曾在此建造了一座石头城,故而腾冲又被堪称为“边陲第一城”。而今,虽然清皇朝江河日下边防废疏;但这座坚固的石头城依然如故,足以抵挡来犯之敌,甚至连柏朗手中的洋枪也奈何不得。加上此时的景颇族人已是同仇敌忾誓死抵抗,柏朗所率的探险队就被堵截在了云南境外,绝难前进一步。

    英国政府见柏朗所率的探险队受阻,且难以靠武力进取;只好改变策略,指示英国驻华公使馆出面与清政府交涉,以达到允许其进入中国西南的目的。

    于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赶到北京,向清皇朝的总理衙门《照会》抗议,并提出了包括“由清政府公开赔礼道歉”、“允许探测队赴云南”、“偿款十五万两白银”等在内的六点要求。

    此时,清庭也已获知了发生在西南边陲的所谓“马嘉理事件”、即中国人称之为的“滇案”。为防事态恶化,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尚未到达北京前,就先自主动地派遣李鸿章的哥哥、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前往云南查察妥处。所以,对于威妥玛的这些苛刻要求没予答复;回以:“吾朝钦差大臣已前往查察,须待察明真相后方可商榷。”

    但是,威妥玛却不依不饶;非要清政府立即给予答复,并派了其副手梅辉前往天津去找曾在上海时有过交往、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并要挟说:“若不答应条件,则又要对中国宣战了。”

    李鸿章经此要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赶紧向慈禧太后禀告英国政府的意图,言:“若没答允,恐其不愿休。”

    慈禧太后听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她最怕与西夷诸国交战。但若是答允了,那条件实在苛刻;特别是,其中的“由清政府公开赔礼道歉”,这岂不是要打她的脸了?清皇朝什么割地、赔款都已经受过了损得起,唯独“赔礼道歉”之类有损其皇家面子的事是断断不愿为的。何况,还得公开呢;如此,大清朝的皇家颜面往哪儿搁?但若是不依从,又能如何?慈禧太后心无定见了。

    过了许久,慈禧太后才把李鸿章唤到跟前,要其“妥处”且设法“弥缝”,李鸿章心领神会。于是,这件本该由总理衙门接办的事就交由李鸿章去处理了。

    李鸿章接手滇案后,当然尽心办理,希望能让慈禧太后满意。

    他施出了一个“拖”字诀,对于威妥玛的要求既不道“不”也没言“是”,含糊其辞地应付着;如此,拖延了竟达年余;李鸿章希望通过拖沓久谈无果后,让威妥玛自动作罢。

    因为,滇案的真相经其兄长李瀚章查察后已经明了,是英夷非法入境在先,景颇族人抗击在后;双方发生了冲突才导致了死人,其责任并不仅在中方。再说,按照《国际法》中的有关准则,一个外国人在他国因其自己擅自采取的冒险行为而导致的意外,所在国是不必负责任的。

    关于这些,李鸿章心中自然明白,只因身处弱国,虽是有理,嘴上却仍不敢强词而据理力争;何况,死的毕竟是对方的人,仅从人道言,给以适当的安抚也是情理中事;只是对方的要价太高了点,致使自己难以接受。

    而威妥玛当然也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真情和《国际法》的有关准则,只是他避而不谈英国探险队的非法入境,而是以马嘉理是英国驻华公使馆职员,有“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的权利”为由,非要中国政府认错不可。因此,双方僵持久而未决。

    威妥玛见如此僵持没有结果,英国政府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于是,更是摆出了一种强硬的姿态;表示拒绝而不再与李鸿章谈判了,愤然离开北京,并将驻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威妥玛的这个举动令人匪夷所思,有人则猜测“莫非是英国人欲与俄国人联手,真的要攻打北京城”了;于是,北京城内顿时人心惶惶不可收拾了。

    威妥玛的这一着固然厉害,令李鸿章也招架不住了。

    李鸿章担心若是真的因此而开战,那可比道歉、丢脸还糟糕;如此结果,怎能向老佛爷交待?于是,赶紧软下口气向威妥玛屈求,希望重启谈判,有话好商量。

    然而,威妥玛却摆架子了,决不答应再赴北京谈判。

    李鸿章无奈,只得求助于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兼有中国总理衙门顾问身份的英国北爱尔兰人赫德,请其出面调停。让一个英国人来调停中英之间的矛盾,这对英国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于是,赫德欣然接受。

    此时的清廷和李鸿章,都把赫德看做了能帮助清政府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而其实,赫德比威妥玛更顾及英国政府的利益;只是,两人所处的位子不同罢了。

    而赫德更明白李鸿章此时的心境,是担心“若是谈判失败,会使他丢掉一切”。于是,赫德与威妥玛两人,一个在前台而另一个在幕后、一个在明处而另一个在暗中、一个唱红脸而另一个唱白脸地配合得十分默契,把个李鸿章摆布得更是晕头转向了。

    经赫德调停,威妥玛这才答应在中国山东的烟台重启谈判,终于使李鸿章舒了一口气。

    然而,从新谈判后,威妥玛更是提出了“须将在马嘉理事件中,事先疏于防察而负有责任的中国云南的地方政府负责人、云贵总督岑毓英追究责任”。

    威妥玛的这个要求,顿使李鸿章又傻眼了;岑毓英可是堂堂从一品的朝庭命官,若要惩处,也得由大清皇朝自行裁决,岂容得任由英夷随意摆布。这个要求,朝庭是定然不会答应的;若是让满朝的群臣知晓,岂不又要闹翻天了。

    李鸿章明确表示,除了“公开道歉”及“惩处岑毓英”断难答应外,别的皆可商量。

    赫德觉得,如此则英国政府所想达到的目的基本已就;于是,又从中调停了。最后,威妥玛也假惺惺地做出了让步,同意放弃李鸿章所言断难答应的那两条,这才给双方都有了妥协的余地。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经赫德的调停后,在被称为关税衙门的烟台东海关税务司公署内,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

    该《条约》分三端计十六款,第一端即为“昭雪滇案”;《条约》中虽没再提“清政府须公开道歉”,但仍须“派员赴英表示惋惜”并“赔偿英国二十万两白银”;同时,还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xue、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且允许英国派员经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进入西藏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还有“免缴内地税”等等。

    总之,英国政府通过《烟台条约》得到的,比其原来想要的更多,也就心满意足了;从此,中国西南的大门让英国政府敲开了,英国政府的手开始伸向中国西南边陲这块清皇朝无暇顾及、闭塞而长期与世隔绝、但却包藏财富而又圣洁的地方。

    而李鸿章签完《烟台条约》后,算是完了一桩差事,也就可以向老佛爷交差了;只少,他秉承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设法弥缝了与英夷的关系,并给大清皇朝保住了面子。至此,马嘉理事件才算妥善地处理了。

    经此波折,国人对于英夷为何要派人冒险深入中国西南的不毛之地?甚是费解。然而,李鸿章却悟出了其中的奥秘。

    《烟台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致函山东巡抚丁宝桢,叙道:“吾朝积弱缘于贫,西夷诸国虽小,岁入皆远过于吾朝。吾累年察之,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营运铁路、电报、信局而已。彼藉此而强,遂图拓展,觅他国之资耳。彼可为,吾何不能?吾华夏民族,地大物博,人材济济;何不择其要者仿效之?此方为除贫致富,由弱转强之策。审时度势,当速谋之;若不早图变计,何以摆脱贫弱耶?”

    李鸿章的这番话,倒是确实发于心底感悟颇深。

    而此时,开办在天津才三年多的轮船招商局收获颇丰成效显见,终于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了;而且,由于天津轮船招商局的开办,使美国旗昌商行的外轮在华经营业务骤减,损失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后不堪赔累难以维持,竟然被大清朝的天津轮船招商局归并了;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激起了国人致力于创办民族企业的热情和信心。

    李鸿章也就更是希图依靠此类举措促使华夏民族尽早脱贫致富转强,从而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当不愧是有识之举。尔后,李鸿章果然倾注全部心智致力于cao办洋务了;这是后话,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