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张发奎宜昌反蒋 李宗仁东山再起
【史要】张发奎、俞作柏“反蒋”；“南宁兵变”；李宗仁重返广西、东山再起…… 却说，“编遣实施会议”后，蒋介石置战鼓渐紧了的“东三省”局势于不顾，却打算去收拾张发奎了。 因为，在蒋介石眼中，张发奎一向是死心塌地跟随汪精卫。现在，汪精卫虽是流落国外；但是，一旦汪精卫回来，张发奎必又会听《命》于他而与自己作对。 且如今，张发奎在追逐“桂军”中得了便宜，收编了一万多“桂军”的残部而羽翼又丰了；所以，得设法收拾他，免得日后被汪精卫用来对付自己。 再说，张发奎现在驻于鄂西，东可顺江而下抵“宁、汉”，南可渡过长江进“湖、湘”，西可逆流而上入“川、蜀”，地理位置显要；所以，蒋介石也不想让张发奎这枚钉子再埋在那儿，以使自己总觉得刺眼，也就必欲拔之了。 此时，张发奎因兼《任》“鄂西绥靖主任”，追击“桂军”至鄂西后驻于沙市。 为此，蒋介石给同驻军于沙市的朱绍良下了一道《密令》，要他“伺机解决张发奎”。 朱绍良受《命》后，挖空心思地想了一计；他以“庆功”之名在沙市摆下几桌宴席，邀请张发奎赴宴同庆，欲席间动手、以完成上命。 然而，张发奎也是有心眼的人，揣度朱绍良摆的定是“鸿门宴”；张发奎本想拒而不往，且又不愿被人讥为“胆怯”，遂壮胆赴宴了。 不过，他做了必要的戒备；吩咐“师部直属特务营营长”张初开率部布置在宴厅四周，以防不测；席间，他的随行“警卫”更是全副武装，提足了精神、侍立左右、寸步不离。 朱绍良见张发奎已有戒备，也就不敢贸然动手了。 如此，张发奎算是躲过了朱绍良的一次暗算，但他不明白朱绍良为何要如此？为了不被再暗算，张发奎决定离开沙市，移师到宜昌去驻屯。 朱绍良施计不成，只得如实向蒋介石禀报以复命。 蒋介石见朱绍良没能完成使命，只得另行设法。 九月初，蒋介石《命令》张发奎部“调防苏北海州”，将宜昌交由曹万顺的“暂编第一师”接防。同时，蒋介石又《密令》驻于武汉的时《任》“第一军军长”刘峙，要他“在第四师移防途中，截杀张发奎”。 张发奎接到蒋介石的《调防令》后，觉得有点蹊跷、心中不免疑惑，想不好该不该遵令？而此时，“第四师派驻南京办事处处长”陈劲节赶回宜昌向张发奎《密告》：“蒋介石已《令》刘峙‘在第四师调防途中布防’，恐对第四师有所不利，须慎加防备。” 张发奎得此《报告》后，虽是将信将疑，但却不敢遵《命》移防海州了；因此，抗《命》不遵而仍留驻宜昌。 这时，张发奎也才觉到了，朱绍良的摆“鸿门宴”也必是受蒋介石所指使；只是，他想不透蒋介石为什么要对他下毒手？ 不久，又传来“‘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被蒋介石拘押”的消息，这对张发奎又是很大的触动。 至此，张发奎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与方振武等人都是被蒋介石利用了，那无非是蒋介石为了对付“桂系”而已；而今，“桂系”已被击垮，蒋介石就要卸磨杀驴了。 看来，这个蒋介石确是心胸狭窄、无信义可言，跟他必不会有好果子吃。而今，蒋介石既已动了杀心，岂会善罢甘休？方振武已被拘押，下一个必是轮到自己了；有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的张发奎大有被“迫上梁山”之感，遂心一横“与其遭受他的暗算，倒不如反了”；就这样，张发奎迫不得已决定“反蒋”了。 张发奎虽是决定“反蒋”了，但毕竟还有顾虑。 因为，仅凭自己的资望与实力难以与蒋介石抗衡；所以，最好能有一个足有资望的人领衔、以壮声势。 于是，张发奎自然的想到了汪精卫；看来，能领衔“反蒋”的非他莫属。只是，汪精卫现尚在国外，得促他早日回国，以成大事。 为此，张发奎派遣陈劲节赴香港，去与正在香港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系，希望他们能“请汪精卫回国领衔‘反蒋’”。 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自从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后，正欲将国内的“反蒋”势力纠集起来；此时，在香港筹办“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闻知张发奎决意“反蒋”，陈公博等人大喜过望；其实，他们如张发奎所思，早已经派人赴欧洲去“请汪精卫回国”了。 同时，陈公博还欲去游说广西的俞作柏“能一起‘反蒋’”。 因为，俞作柏与蒋介石有隙是人所共知。虽然，俞作柏在“蒋、桂战争”中与蒋介石合作讨伐“桂系”了；但那无非是为了对付“桂系”中的黄绍竑，以报一箭之仇。“蒋、桂战争”结束，黄绍竑被逐，俞作柏应算是遂愿了。然而，俞作柏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却并没因此而消除；两人实仍是貌合神离，迟早会有再闹翻的一天。 所以，陈公博打算利用俞作柏与蒋介石固有的矛盾游说他，以促使他“反蒋”。 且陈公博觉得，一旦能将俞作柏游说成功；张发奎在湖北举事后、当可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结盟；如此，张发奎与俞作柏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就足能与蒋介石抗衡了；且“反蒋”势力有了西南这块地盘作根本、进可攻退可守，蒋介石也就不得安宁而日子难过了。 为此，陈公博派遣时也在香港的薛岳赴南宁、去游说俞作柏。 薛岳曾是蒋介石麾下的主将，因在上海“四·一二政变”前被蒋介石怀疑其“与共产党关系暧昧”而受到排挤；所以，对蒋介石也心怀怨怼，早已成了“反蒋”阵营中的一员。 薛岳受《命》后，即前往南宁去“游说俞作柏”了。 且说，俞作柏主政广西后，蒋介石即要其“肃清‘桂系’残部及跟随他‘反共’”；于是，俩人之间复又矛盾显现了。 因为，“桂系”残部已被俞作柏收编；俞作柏岂愿听《命》于蒋介石，出尔反尔地将已归于自己麾下的“桂系”残部赶尽杀绝？而蒋介石要他“反共”，俞作柏更是不愿了。 因为，俞作柏自认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要他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反共”，俞作柏绝不愿为。他蒋介石为巩固政权、图一己私利，可背信弃义、泯灭人性地“错杀三千”；我俞作柏岂能昧着良心、助纣为虐、枉杀无辜？ 何况，俞作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已暗中主动请求曾与他有良好关系的中＊共＊“派人来帮助施政”。若是，一面求助于人、一面又欲加害于人；如此非君子之为，不是他俞作柏所能干的。因此，俞作柏不理会蒋介石，而仍我行我素。 蒋介石见俞作柏违《命》不遵，心中甚是不乐；但因其远在西南、奈何他不得，遂以“请俞作柏到南京汇报广西施政方针”为由、欲行调虎离山之计，打算待俞作柏到南京后再作处置。 俞作柏知道这是蒋介石的阴招，当然不会听凭摆布、轻易就范。 恰此时，薛岳赶至南宁前来游说。 俞作柏正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听说“张发奎被蒋介石所迫，要举事‘反蒋’了”，倒是有同病相怜之感；于是，俞作柏非但答应“举事‘反蒋’”，还明确表示了“欢迎张发奎南下广西”。 因为，俞作柏也觉得“张发奎若能来桂，定可助自己与蒋介石抗衡，如此对谁都有利”。 薛岳得到俞作柏如此明确答复后，即回香港复命。 于是，陈公博即转告张发奎；并假托汪精卫的名义，要张发奎放心“举事”。 果然，张发奎得知非但汪精卫“领衔‘反蒋’”了，且广西的俞作柏“愿与他‘结盟’并欢迎他南下”，心中也就更有底了。 因为，俞作柏现正主政广西，有兵马、有地盘、有实权；能与他“结盟”，正是自己求之不得。如此，张发奎就可以放心地“举事”了，并决定“‘举事’后即南下广西”。 只是，此时张发奎的心中还另有一种顾虑。 那就是，当时的宜昌，东面有坐镇于武汉的“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刘峙，南面有盘踞湖南的“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何键，西面有称雄四川的“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北面有占据河南的“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自己驻于宜昌，似若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因此，若要在宜昌举事，得先化解这一困局。 再说，要南下广西，也得打通南下的通道；否则，南下受阻、被困于宜昌，则会四面受敌、处境堪忧。 为此，张发奎又派“参谋”李江赴重庆去见刘湘，明言：“一旦自己‘举事’后，请刘湘不要派兵追击。”另外，又派“秘书”官一均赴长沙去见何键，也明言：“一旦自己‘举事’后，请何键让开一条道，以让‘第四师’南下广西。” 刘湘正忙于对付李家钰等“四川军阀”的内讧，哪有余力干涉川外之事，也就给张发奎卖了个顺水人情。 然而，湖南的何键却刁滑得很；他既不想得罪张发奎，且又怕被蒋介石究责。所以，没有明言答复，而是将官一均打发给了驻于沅陵的“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陈渠珍。 可是，这位以“湘西王”自居的陈渠珍却没有卖账，还差点将官一均杀了；幸亏陈渠珍手下有个曾在“第四军军部”任过职的“副官”，念及旧情、设法将官一均放走才得以逃归。 虽然，官一均游说何键未成，但张发奎觉得事已至此只能孤注一掷了；否则，只会是坐以待毙。 而此时，“黄埔二期”出身、时《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关巩忽然不辞而别了；张发奎料想关巩必是蒋介石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此时定是去南京向蒋介石告密了；如此看来，“反蒋”之事已无秘密可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且此时，受蒋介石之《命》前来接防的曹万顺，已率其“暂编第一师”进驻到了离宜昌仅有百里之遥的枝江；情势愈来愈紧迫，也容不得张发奎再犹豫迟疑了。 于是，九月十七日，张发奎在宜昌《通电》“反蒋”了，并吁请“汪精卫回国主政”；同时，也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号，所部改称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 然后，即于当日，先下手为强地在枝江境内白洋附近对曹万顺部进行偷袭，将曹万顺的两个团全歼了。 曹万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惶地逃离枝江。 张发奎击溃曹万顺后，即率部渡过长江、向湘西北的石门挺进，欲由此经湖南后、挥师南下广西。 蒋介石闻《报》“张发奎反了”，气得恼羞成怒。 于是，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通电》“讨伐张发奎”，一面急《命》驻于常德的“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李韫珩进行“阻截”。 于是，李韫珩率部北上、迎头去阻截“第四师”了。 但谁知，李韫珩率部行至慈利，却中了张发奎的部将“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设下的埋伏。李韫珩遭遇伏击后，损兵千余而大溃。 如此，张发奎部从湘西北突围后、进入湖南；然后，挥师南下了。 而心有余悸的李韫珩不敢再正面阻截，只是尾随于后、佯作追击。 蒋介石见张发奎进入湖南，料其必欲南下广西，遂又《命》湖南的何键派兵“阻截”。 何键不敢懈怠，即派“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建绪、“第三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陶广等人各率本部兵马，对张发奎部进行追击与阻截。 然因，张发奎的“第四师”在“北伐”时号称“铁军”曾享誉一时；后来，虽在“广州事件”时受挫、所部甚至被蒋介石收编；但他东山再起后，追击“桂军”、在鄂西大捷，近又接连击溃曹万顺与李韫珩，可见其声威仍不减当年。 所以，刘建绪、陶广等人都有谈虎色变之感，不敢与张发奎正面硬拼；只是若即若离地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赶鸭子似地撵第四师走。 而张发奎毕竟只有一个师，哪敢恋战？且他过境湖南，无非是为了南下广西，并不想与“湘军”开战；所以，就边打边走地向南撤离。 如此，虽是胶着多时，却实无大仗。只是，“第四师”毕竟受到前堵后追，南下的步伐不免受阻而放缓；入湘已半月了，却仍徘徊在湘南。 且说，中＊共＊中央得到俞作柏的请求后，认为他的求助出于真心；特别是，俞作柏已将被黄绍竑关押的中＊共＊党员都释放了，可见他确是想继续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俞作柏的如此诚意，中＊共＊岂可视而不见？再说，中＊共＊要想深入广西、打开西南的局面，正可通过与俞作柏的合作达此目的。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豪人去广西开展工作”；于是，是年夏，陈豪人化名“陈导民”后离闽赴桂了。 陈豪人到广西后，俞作柏即委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之职；于是，陈豪人就以此公开身份在广西开展“兵运”工作。 此前，俞作柏的“胞弟”、曾任“中＊共＊广西北流县委书记”俞作豫，还在“蒋、桂战争”爆发前就已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在其“表兄”李明瑞的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此时，俞作豫随同两位“兄长”也到了广西，遂协助陈豪人开展工作。 如此，中＊共＊在广西军中的“兵运”工作更是得心应手了。 此后，中＊共＊又派遣张云逸、李谦、贺昌、袁任远、宛旦平、沈静斋、云广英、史书元、何世昌、李干辉等大批中＊共＊党员到广西。 陈豪人则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都安排到了“南宁军官教导总队”中任职，张云逸则被《任命》为“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 不久，中＊共＊中央为加强广西工作，又派遣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前往广西。 邓小平化名“邓斌”赶抵南宁后，俞作柏也委以“广西省政府秘书”之职。其实，邓小平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广西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广西工作；工作重心则是开展“兵运”，以在广西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 为此，邓小平与陈豪人等人商议，鉴于当时派到广西的中＊共＊党员已是不少，决定“将‘兵运’工作更往前推进”，即利用俞作柏立即着手在广西组建能掌在中＊共＊手中的武装。 于是，陈豪人、俞作豫又以“增强对南宁的防护”为由，向俞作柏建议“组建一支‘警备军’”。 且此时，俞作柏已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也正欲增强军力。 因而，俞作柏听取俩人的建议，组建了一支辖有五个大队的“南宁警备军”；并《任命》张云逸为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则由其“胞弟”俞作豫担任。 “南宁警备军”建立后，数十名中＊共＊党员即从“军官教导总队”抽调到张云逸与俞作豫的“警备大队”中《任》“连、排”级军官。 如此，这两支新组建的“警备大队”实际上都掌在了中＊共＊手中；至此，连同原有的“军官教导总队”，中＊共＊在广西可指挥的武装已有三支了。 与此同时，陈豪人还通过俞作豫与李明瑞交好；陈豪人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送予李明瑞，欲经循循善诱后将李明瑞拉到中＊共＊的阵营中来。 果然，在陈豪人的启发与诱导下，李明瑞较其“表兄”俞作柏更倾向于中＊共＊了；所以，中＊共＊在广西的“兵运”可谓收获颇丰。 只是，在广西的另两支部队、即吕焕炎的“新编第十六师”和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中，中＊共＊的“兵运”工作却进展不大、难以乐观。 不久，俞作柏获知“张发奎已在宜昌‘举事’、并挥师南下进至湘南了”；于是，与李明瑞商议后决定“也举事‘反蒋’以呼应张发奎”，并打算“‘举事’后即向广东进取”。 然而，邓小平认为“此时举事‘反蒋’未免草率尚非其时”。 因为，一则，张发奎尚在湖南受阻；二则，中＊共＊对“新编第十六师”、“第五十七师”的“兵运”工作还未有显效；三则，吕焕炎、杨腾辉两人未必肯跟着俞作柏“反蒋”；所以，俞作柏若在此时“举事”，恐会有孤军无援之虞。 而欲“进取广东”，更是不可；因为，广东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有五个“整编师”和二个“独立旅”；“粤、桂”两军兵力相较，“粤军”占压倒优势。俞作柏欲以弱击强，岂不如以卵击石？胜负将会如何，可想而知。 因此，邓小平劝说俞作柏“不可冒险”。 然而，俞作柏主意已定，没有听取劝告、仍执意而为。 于是，十月一日，俞作柏在广西南宁也《通电》“反蒋”了；并将驻在广西仅有的三个师即李明瑞的“第十五师”、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吕焕炎的“新编第十六师”组建成为“南路讨蒋军”，俞作柏自《任》“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 尔后，即欲“起兵、进取广东”。 蒋介石闻《报》“俞作柏也对自己发难了”，立即作出反应、并采取措施；《任命》广东的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命》其率部“讨伐俞作柏”。 十月五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除俞作柏、李明瑞的本兼各职”；同时，《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欲以此分化瓦解俞作柏的“南路‘讨蒋军’”。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灵验，吕焕炎与杨腾辉接受《任命》后即倒戈了；如此，俞作柏的“南路‘讨蒋军’”顿时被瓦解。 而此前，广东的陈济棠见“张发奎宜昌‘举事’后、挥师南下”；恐其“再图广东”，已在“湘、粤”边境部署重兵、预作防范。 此时，蒋介石《命》其“讨伐俞作柏”；于是，陈济棠即将兵锋调转指向了广西；急《命》“第十一师师长”余汉谋、“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阵兵于‘粤、桂’边境的广东一侧”，并将其“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部”移至肇庆，摆开了一副要“与俞作柏决战”的架势。 “南路‘讨蒋军’”本来就只有三个师，吕焕炎与杨腾辉背弃后，就只剩李明瑞的“第十五师”了，如何能敌陈济棠的三个师？因此，俞作柏只得改变初衷、退守南宁。 不久，李明瑞的“心腹大将”、“第十五师副师长”黄权又被陈济棠收买。黄权被收买后，即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五师师长”；于是，黄权也背弃俞作柏与李明瑞了。 如此，已感孤掌难鸣了的俞作柏与李明瑞更如雪上加霜了。如此，尚未与陈济棠开战，俞作柏就败走麦城了。 俞作柏见大势已去、难以逆转、甚感沮丧，遂抛下残部而与李明瑞一起、带上由其“弟”俞作豫《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撤往与越南毗邻、位于桂西左江上游的龙州去了。 俞作柏到了龙州后，干脆经由越南、再次去往香港避居；然而，李明瑞不甘心失败，则与俞作豫及其所率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留在了龙州。 而邓小平见俞作柏与李明瑞离去后，南宁城内已是群龙无首；于是，将尚在南宁的“教导总队”和“第四警备大队”接管了。 然因，此时的南宁城已是岌岌可危；为了保存力量免遭损失，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将这两支队伍撤离南宁、转移到桂西的右江流域坚持斗争。 于是，十月十三日夜，在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人的率领下，“教导总队”和“第四警备大队”撤离南宁迅速向桂西转移；最后，驻于了右江上游的百色一带。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俞作柏的几支队伍悄无声息地摇身一变成了中＊共＊的正式武装，史称“南宁兵变”。从此，中＊共＊在广西有了自己的武装、并在桂西的左、右江地区保存下来。 俞作柏离去后，“广西省政府主席”的交椅就让位给了吕焕炎。然因，吕焕炎在“桂系”中资望不足，杨腾辉、黄权等“桂系”旧部将士都不服他的约束。 而此时，陈济棠的“讨逆军第八路军”已阵兵于“粤、桂”边境，不免令人有“‘粤军’欲犯桂”之虞；因此，“桂军”中响起了一片要“迎李宗仁回桂”的呼声，以抵御“粤军”。 吕焕炎自忖驾驭不了广西政局，且也难当抵御“粤军”的重任；遂顺从众意，即给尚在越南西贡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致《函》，请仨人“回桂主政”。 此时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仨人见“广西政局骤变”，也正欲返回广西、以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吕焕炎的来《函》，正是仨人所期盼。 于是，仨人刻不容缓地即由西贡启程、匆匆返回广西了。 而受《命》于蒋介石、背弃俞作柏了的杨腾辉，闻知“李宗仁等人要返桂了”，不免心中忐忑。 因为，杨腾辉曾与李明瑞一起倒戈、依附于蒋介石，并挥师入桂、逼迫李宗仁等人离开广西。而今，李宗仁等人要归来，唯恐其因记恨、而对自己不利。 因此，杨腾辉打算去广东、投靠陈济棠，以免留在广西招祸。 其实，李宗仁也已揣测到杨腾辉会有此念。 然因，急欲东山再起的李宗仁正在用人之际；且杨腾辉手中有一个师的兵力，也是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所以，李宗仁倒是显得十分大度，表示“绝不与杨腾辉计较”；并让吕焕炎转告此意，以挽留杨腾辉。 果然，杨腾辉见李宗仁“不咎既往”，这才愿意留下来了，并也竭诚表示赞成“迎接李宗仁回桂”了。 李宗仁等人返回广西后，即招揽旧部；并以吕焕炎、杨腾辉两部为主力，复又组建“护党救国军”，号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李宗仁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吕焕炎所部则又复称为“第一师”，其他各部“番号不变”。 “护党救国军”下辖两个纵队，每个纵队都各辖三个师。 《任命》吕焕炎为“第一纵队指挥官”，杨腾辉为“第二纵队指挥官”。如此，杨腾辉手下多了两个师，可谓是没降反升，原有的顾虑更是全消了，遂心悦诚服地投于李宗仁麾下、复为所用。黄权仍《任》“第十五师师长”，辖于吕焕炎的“第一纵队”。而时在香港的廖磊，则受白崇禧邀请也到了广西，《任》“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师长”，辖于杨腾辉的“第二纵队”。 就这样，李宗仁东山再起，重新主政广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