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乡丁说，提起财富，人就会习惯地想到金钱，不错，金钱是财富。我所要讲的，却是另一种财富——经历。

    无疑地，人各有各的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都在谋求自我实现：饥饿的人想温饱，温饱的人想富裕，富裕的人又会想老婆能不能更漂亮更贤惠、环境能不能再如人意些、官能不能当得再大一点儿，偶尔地，连饥饿的或者温饱的也在埋怨，这生活太单调了，是不是可以丰富多彩点儿……

    所有的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过程都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而且这财富比那财富更有价值，恰如老人们常说的“人需要摔打，不跌跤就永远长不大”。

    的确，没有经历的事情实难刻骨铭心，处于顺境的人最易忘乎所以。不过，也完全没有象我过去所认为那样通过给自己制造麻烦来增加阅历的必要，只要活着，就少不了这样的过程。

    我参加工作的前几年，还没有国家公务员这个提法，印象中，公务员似乎就是特指专为别人扫地抹桌子的那些人。且不说这个印象竟暗合了后来这个概念的寓意，只说当时凡有公职的人都一律叫做干部。干部的工资不高，远不如工人，但比工人闲散，而且在渐渐兴起的“人情大战”中，似乎也比工人占了不少的优势。勿庸置辩的事实，足以令对稳定和平均已经习惯得如同适用了平淡得让人发慌的机关生活一样的人们保持心态平衡。

    其实，人和其他事物一样，都需要维持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通常是脆弱的容易被打破的，迫切地需要另一种新的平衡来代替。

    和平年代，金钱和权力最容易导致一时间找不到替代的失衡。——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差距已经产生了，而且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靠金钱来计算的干部工资虽屡经翻番，却再也无法克制人们急剧变化的sao动：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各展神通，条条大路直通罗马，得志者欣喜若狂又满腹牢sao，失意者一肚子怨气却殚精竭虑。这便是大的背景。

    怎么，不靠工资？屁话，那不过是一种认为，不靠工资，吃啥？对我来说，工资绝对是赖以生活的根本。含金量高？或许吧，但那不是咱。算了，算了，尽说别人易招忌，不如说自己。

    说自己也不易，总得有个次序，而且即使象我这种最简单不过的人也是多层次的，许多的东西一齐说肯定无从下口，必乱且说不清，还是按次序逐步展开吧。

    ——人是绝对可以分段的，虽然在人按照人生的独有步伐行进时或许还意识不到，但事后必能够划分。

    根据我的经历和讲述的需要，今天不妨姑且以我到思乡镇做管区主任为界把自己分为之前和之后两段。

    之前段，虽在《背景》中已有所交待，却总似心有不甘，便以我归纳总结的四种确曾真实地存在过的且逐步变化的心态和值得一提的一位或许算不得朋友的朋友的评价做最后的交代吧。

    ——心态的变化不象事件那样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和过去了就绝不能重来的明确的时间规定性，经常地会出现反复甚至交叉。

    我现在所要做的，当然不是去尊重它的存在变化规律，只要按照它的出现顺序来展现它自身的意义。

    之一：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一心扑到工作上，但具体要工作到什么程度却又是不确定的，反正，先进是非挣不可的，乡、县、地、省四级，连全国的也不是没想过，虽然事实并非所愿，而且我们系统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仍免不了要想，偶尔地也会出现自己仿佛就是当时广为传播的那些英模人物的其中之一的想象，有时候甚至会费力地去想自己果真是了又该咋样。

    想象也能够成为动力，无疑地便要让我如此想：坚持不懈地干下去！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当然更好，不上也无所谓，反正自己年轻；至于金钱，更无所谓了，只要而且能够吃饱，即使再艰苦一些，也绝不会别有他想。或许我本质上就是一个恬淡的人，至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已发生了变化，独这金钱观变化不大。

    之二：执着有时候就是固执，固执最容易封闭自己——我把自己牢牢地锁于繁杂的事务中，经历过的许多东西，根本没有到大脑消化的机会，或许我是个不善消化的人，反正，就这样充实而又象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东碰西撞着。这又是人与人的一大差别，只有善于消化的人才能有大作为。

    我也不是不想而且也曾试图消化过，临睡前总要把一天的事情在脑里过一遍便不是明证？但我不持久，而且无法突破自己，不过成了看电影一样的没多大意思便不能坚持的消遣。

    募然清醒，那些晚于我且工作平平的人已经神采飞扬地窜到了我的前面，我开始嫉妒，越来越强烈，偶尔地，会象火一样烘烤着我。但我还能够自控，尽管必须要极大的毅力。这种自我与反自我斗争的结果，让我变得处处小心谨慎，唯恐有半点儿差错。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经常会有的恐众恐领导心理：人多的时候或者面对生人，思维开始受限，说话不再有感染力，而且总会不顺畅得让人感到别扭，连自己也能感觉到，但无可奈何，虽试图却无法改变，尤其是面向领导的汇报，即使再三准备，讲起来也会紧张得丢三落四。

    我竭力地回避着自己的不足，渐渐养成了用笔即用材料说话的习惯，不经意间却又给人留下了“妄自尊大难驾驭”的印象。

    之三：情绪是与生俱来的，人的一生都在做着与逐步情绪化斗争的努力。由于对情绪化警戒的放松，我的情绪化很快便达到了极致：时而高涨，时而低落，高涨时如跃上浪尖神采飞扬，低落时象跌入谷底黯淡无光；似乎一切都无所谓，却又常为一些小事情而竭斯底里；仿佛要占尽所有的好东西，却又连好坏也辨不清。稀里糊涂地卷入书记和镇长的纷争，虽说不能全怪情绪化，但情绪化所起的作用决不可以低估，情绪化本身就是一种混乱。

    之四：突然间从忙碌中闲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骨子里竟如此在乎那个小官，当然，也包括那个小官的感觉。——我恍如掉进了冰窖，连梦都会后怕得不敢做，嘴里则渴渴的嗓子总莫名其妙地发痒，虽说不清要干什么，人却不停地在屋里独自打转。随后，我变得害怕阳光，似乎所有的物件都在阳光里嘲笑我，只想做一只套子把自己装进去。我知道，自己在逃避，但现实无可逃避。

    值得一提的给我评价的那位，叫杨无语，就象他的名字一样，终日里只顾沉默寡言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自他调来浏河镇，机关里就找不出他曾主动说话超过三句的人。

    那段日子，从未有过交往的他却意外地常找我喝酒。因为谁也不肯先说话，所以只能喝闷酒。一碟小咸菜几根大葱，三两瓶高度酒照样下肚。他酒量大得惊人，总以我烂醉如泥而收场。但我象是跟人斗气似地努力地坚持着，你不说，我更不说，而且坐下就喝酒，从不求饶。

    或许出于对我爽直的感动，他终于肯先说话了，虽然长期地不说话让他说得很慢，但决不可以否认他有清晰的思维和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说，我老婆难产用的是您单位的车，感谢啊。

    我想了好久，居然没有一点儿印象，便茫然地望着他。

    他举起双手，示意我不要打断他，反问道，怎么，你忘了？或许想要唤起我的记忆，他强调说，那天，你正要去开会，会也没开成，还给我垫了四百块钱药费呢！

    必是些不撒要的会，那时经常有这样的会，依稀有了点儿记忆，却依然模糊。

    他没有再纠缠下去，只感叹了句“那时你可真忙啊！”，就说起了自己：我自小父母双亡，是哥哥养大了我。由于受够了人家的白眼，我拼了命地想出人头地，哥哥便拼了命地供我上学。那时候，我最想干公安，大沿帽一戴，那多威风哪！可惜我这双近视眼，只好上了行政学院。

    参加工作后，为了出人头地，我只用极少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其余的全都用在了打理领导关系上，总算换来了领导们的好感。

    偏偏这个时候，我哥因宅基地与支书的儿子发生纠纷被打伤了一只眼睛。那可是我唯一的绝顶聪明却为了我自动放弃了上学的哥呀！我去求我们领导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多次去找他，他总推说忙叫再等等。我能等，我哥的眼不能等啊，半年过去了，我哥的眼彻底瞎了。

    我哥只好到县里上访，领导却找到了我，要求我哥顾全大局，说县里那时正在接待省里的巡视组。为了我的前程，我哥勉强同意了，可就在自县里往家赶的路上遇到车祸死了。

    事后，我才打听明白，原来，村支书竟是县委管干部的副书记的表舅子！我开始变得不冷静，领导便把我调到了浏河镇。

    小人物，******，连自己都说了不算？我不说话总可以吧？我娶虽没成亲却为我哥的死伤心欲绝的嫂子总没人能管得着吧？算了，不说我了，还是说你吧。

    我给你总结了四条：第一，太顺利，反没了承受力；第二，太执着，太看重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不管你在不在意，它都客观存在着，太看重了反倒让自己受了束缚；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脸皮太薄，心太软，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必须把脸皮练厚，把心练黑，没有杀儿的心是不成的；第四，靠人也很关键，领导不喜欢的人千万别去交往，象我，否则，会让领导不高兴，领导不高兴必让你不高兴。

    他条件有限，至那时家里还只有一张农村家庭常见的炕桌和几个马扎，当然更不会有好酒饶了，但酒都在他家里喝，因为他不习惯去别人家。听着他的话，我右眼跳得厉害，我预感或许要发生点儿什么。

    果然，酒越喝越高，他的话也越来越偏激——他打掉了我的两颗门牙，我捅破了他的鼻子，竟痛快淋漓！至于起因，却谁也说不清了。

    第二天，我拿到了去思乡镇的调令，他不再找我喝酒，见到我时仍象过去那样只是羞涩地一笑，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关于之后段，因为《背景》所必需的粗线条，也过于注重了结果，而忽视了最生动的过程，所以，有进一步讲述过程的必要。

    当然，由于人的层次性和我讲述的技巧所限，其中的某些故事或许仍无法涉及到，别发急，之后的讲述中一定补上。怎么，故意吊人胃口？这么说可不对了，我并没有违反“逐步深入”的原则呀！别反对，轮到你讲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得到管区主任的任命后，我不顾众人的劝阻背着铺盖就住进了山村。

    如果说我的做法还有那么点儿意思的话，也决不是因为高尚，那时的我几乎成了人们眼中破罐破摔的典型，不可能有高尚，除了想干一点儿事的愿望外，或许真如人们所肯定的“捞资本”，便算是吧。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永远都不高尚，因为环境能够让人高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山村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宁静，追求发展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都强烈。只有愿望当然是不够的，愿望只是事情的起点，还必须要组织，尤其这个时候的山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组织，当然这里所说的组织不是空话。无疑地，山民的纯朴与执着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变得无私无畏起来——无私无畏只是高尚的前提。

    我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瓶颈问题，少数从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山村干部就是山村发展的最大的瓶颈。他们不仅思想顽固保守，职务的廉洁性也纷纷受到了山民的质疑，中央的许多惠民政策被他们贪污到自己的皮兜内成了废纸，根本无法传达到山民当中去。这一瓶颈如果不能尽快得到解决，山村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且由此而引起的不稳定正逐步积聚，一旦爆发必将造成极大的损失。

    实践出真知，然而，这个来自于实践的真知刚一提出，立即就象捅了马蜂窝：这人怎么了，怎么专干尴尬事儿？就这个人哪，你还不知道吧，过去就已经闹得灰头土脸了，现在还要闹，咳，又没有什么本事，就会闹，闹吧，早晚闹死。我那位副书记同学更是直截了当近乎吼道，你以为你是谁呀？党委书记？国家主席？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都不明白，老兄，好好想想吧。

    我知道，这个明显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计划破产了，但我没有放弃，而且巧妙地利用了随后的村两委班子换届，计划调整的人员全部被挤出了山村领导班子。为此，我受到了书记的严厉批评。

    批评是意料之中的，还有意料不到的：先是我住处的窗户玻璃经常被打破，后又有人在住处外堆放只能炸响的炸药！恐吓！——显然触到了某些人的疼处，岂非正证明了我的正确性？我暗暗自得着。

    一个寂静的月夜，在顺利地与某村新当选的村两委成员就山村开发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后，我惬意地走在回住处的路上，肯定有人向我袭来……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镇卫生院的病房里，头部及身体共七处受到了伤害！天哪，我成了思乡镇第一个被打的机关干部！未免有些泄气。

    天正下着雨，妻子扶我走向阳台，我震颤了：雨中站满了提兜带蓝牵儿拖女前来探视的山民，正耐心地听站在秘书雨伞下面的书记慷慨陈词着，他们显然已来了好久了，雨水已打湿了他们，但他们全然不顾，没有一人离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才真正变得高尚和无私无畏起来。——书记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限期破案，严惩凶手！书记的话不一定都好使，意料之中的，案子迟迟没有破。这案子应该不难破啊，山民们说，猜也猜到了，不就是那几颗老鼠屎吗？但派出所长说，破案可不是猜的，必须要证据！

    正因为证据，书记的指示便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我并不在乎，因为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了：由我恩师主持的曾经向我搜集过资料的山地综合开发项目终于获得了成功，正式决定落户思乡镇！

    该项目集科研、加工、综合开发于一身，不仅解决了山民们的产供销问题，也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机会，由此而引发的山民观念的革命更带动了私营经济的全面发展。

    不怪我说的不细，因为我实在没有遇到象有些电影文章所反映的那些几乎可笑的顽固对抗，或许我们的山村已经达到了只要组织引导的水平，当然，我并不想因此而否认矛盾，只是我坚持“用心跟他们交流，用事实跟他们说话，用典型去引导他们”。

    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因为他们并不缺少渴望和智慧，应该说，觉悟了的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热情和无穷的创造力，他们正在克服盲动和封闭创造着。

    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表达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尽管我做得还太少，他们却把我推向了巅峰：我调县文化局的消息一传开，他们自发组织了上千人的队伍去找书记讨说法，纠缠了他长达七个多小时。

    其实，消息完全是他们得意妄形才泄漏的——当时，我正骑着自行车准备去县文化局报到。

    看着急匆匆赶回来的我，他们顿时安静了下来，却没有一个人肯离开，直到我发了火才渐渐散去。

    这时候，始终躲在党政办的书记才趾高气扬地走了出来，居然陌路似的对我不理不睬，到我身边时只哼了一声：做人得讲品格。然后，傲慢地，上车，扬长而去。

    对于调县文化局，我倒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失落，而是自组织谈话后就着手搜集了大量的文化方面的书和政策法规。在我看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调县文化局，我感觉自己是有备而来的。

    看到骑自行车前来报到的我，局长先是一愣，继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立即着手筹备我的接风晚宴。酒酣面热时，他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妨实话实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都是实在。说着，讨好地环顾了一下他邀来的让我只好退居其次的县领导们，见他们都含笑点头，才又说道，我们文化系统是清水衙门，我知道，你能来，是委屈了你。

    我忙谦虚地说，局长，千万别这么说，我来，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愿与大家同舟共济。

    看来，他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果然，他悄悄地却不失亲切地问，城里有房子了吗？

    我规规矩矩地答，没有。

    他说，先不忙工作，先解决房子，咱不能亏了自己。

    真要考虑房子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已经落伍了，妻子告诉我，我们的存款总共还不到两万元——在乡镇工作这些年，不仅福利分房和公积金与己无缘，连工资也拿不齐，与那些一直工作在城里至少已拥有一套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的同龄人相比，差距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差距无疑还在拉大，因为由于炒作，那时县城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二千多元，也就是说，我和妻子每月工资的总和还买不到一平方房子。房子终究还要住的，我只好东借西凑了二万元交了首付，用资信贷款的方式买了一套不足七十平方的经济实用房。

    作为从镇长这样级别调上来的干部，这话说起来自然没人肯信，白惹来一阵嘲笑。不过，我倒不在乎，我真正在乎的是工作。看着尽是焦虑的我，局长说，不忙，我们清水衙门也有好处，业务不多，再歇一阵吧。

    我再三请命，再三请命的用意便值得商榷了，他的脸色明显淡了下来，勉为其难地说，那好吧，先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吧。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过了一年多，仍没有得到明确的分工。我失望了，看来自己真的成了清净闲人，但除了工作，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