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政治家说，跟我所有的行为一样，我的婚姻也是为那个计划而进行的，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成利欲熏心的，无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问题是，除了自己，人看到的往往都是你的得。所以，失也常常被人当作得来看待。没办法，谁要你总是装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没人逼你，只是你唯恐偏离了目标，在你看来，目标才是你的大计。这便是我的婚姻。——虽不能象大家那样初恋与家庭细致地区分，却也有自己的特色。

    我老婆叫阿凤，是D乡税务所的一名临时工，而且皮肤黝黑，仿佛只有嘴角自然蕴含的那一丝羞怯的笑意才能真正显示出女孩的本色。

    她父亲是一位村支书，自他当上支书，村集体经济就象肥皂泡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又因他在全县第一个取消了农民的“三提五统”而成为颇具英雄色彩的人物。

    那一年，我随县委农村工作队被派到了D乡。那时县委派驻农村工作队不象现在直接安排到村里，而是先安排到乡镇，由乡镇党委安排驻村。基于脸面的考虑，乡镇党委总是想方设法把工作组安排到较富裕的村庄，我便随工作组被安排到了他们村。

    她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除了在接风见面会上露过一面外，再绝少能见得到。据说，他因吃尽了特殊时期工作组的苦头对乡党委向他们村派驻县委工作队有意见——扶贫工作队？听名就不是好事嘛，岂不是对我们工作的否认吗？——所以，只安排了一名村会计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倒是阿凤与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她跟其他村民一样，对工作队充满了好奇。她问，你们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组长答，扶贫的。她笑了起来，笑毕，才又不解地问，我们村需要扶贫？扶贫为什么不到最穷的村？她的穷追不舍显然已让组长不知如何作答。

    这是组织安排，我们只有服从，别无选择。再说了，富村也有需要帮助的穷人。我适时地插了一句，虽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宗旨有所偏离，却语气犀利，且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这事关工作组的脸面，组长要考虑到责任问题，而我只是一个兵，管他呢，再说了，即使说错了还有队长兜底。所以，那时是我最敢于说话的一段，我猜测，三任队长对我的好感多来自于此。当然了，话也不能乱说，譬如有损工作队威信的就坚决不说，若她不是女同志，我或许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女同志，总比男同志要好说话一些。

    果然，她只瞟了我一眼，虽仍不服，却再没说话。有的人偏好这一口，我的话虽难免让人尴尬，却不仅没有惹来恶意，反而让她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交往。

    人或许就这样，毫无关联的时候说话还能少些顾忌，只要有了关联，难免要投鼠忌器。我又小心谨慎起来，尽力照顾着她情绪，或许我的不幸便由此而来。我常想，这是该引以为戒的，若不想做中山狼，就必须在恋爱时不丧失了自尊，至少要保持着必要的平等。

    当然，阿凤是勿需照顾的。这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孩，刚交往不久，我们便尝试着做了只有夫妻才该做的事：那是春末的一个午后，空气已有些浮躁，正是人易出轨的时候，她牵引着我进入了她的身体，只见她突然皱了皱眉，便大声呻吟起来。由于见到了血，我关切地问，疼吗？她狠狠地掐着我的屁股，呓语着，傻瓜！

    有了那事儿后，她说话变得毫无顾忌起来，而且无所不谈，正满足了我的探究欲。她说她娘死得早，她父亲是个古怪的小老头，自记事起她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证明她父亲的古怪，她便举例说，其他村干部都陆续搬到了村委新办公楼，独他仍蜗居在生产队时期留下的土屋里，而且除了几个他最亲近的村干部外，他绝少让人去。何苦要如此故作神秘呢，难道这是名人独有的特色？我不解地想着。

    该到拜见岳父大人的时候，我有幸见识了：比村里最普通的民房还要低矮许多的土屋，龟缩于果园的深处，门前锁着两条硕大的竖着耳朵似乎随时都准备发起攻击的恶犬。土屋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已多年不见的毛主席老人家指点江山的油画，稍偏右的地上是一张已无法辨清年代的旧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后面是一张木床，床上整齐地叠放着略显陈旧的被褥；写字台的前面则并排放着两把旧式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黑色茶几，茶几上是一套印有毛主席语录的茶具。土屋矮小整洁，却散发着nongnong的艾蒿味。阿风说，她父亲最喜欢这种燃着夏天能熏死蚊子的野草味。

    在按照她们家的规矩，向毛主席老人家三鞠躬后，他斜躺在屋角的躺椅上接见了我们，只见他随手把正在看的报纸放到自己的肚子上，透过老花镜框的上方盯了我好一会儿才问道，你们俩的证办了吗？空气奇静！连一向不肯安静的阿凤都在垂首立着，终于有了声音，虽低沉中略带沙哑，却总算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只觉背上已被汗水湿透凉凉的甚不自在。见他问，我忙答道，嗯。

    随后，他居然接连着又问了我几个毫不相干的时事问题，我费力地思考了，然后一一作答。他问得很巧妙，每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我用了不少的“我认为”。我不知自己的回答到底怎样，他也未作评论，看来他还算满意。

    后来经阿凤证实，他确还算满意，不过，仅停留在还算满意的程度上，他说，小伙子有主见，有主见是好事，但容易武断，还好，总比遇事六神无主的好，这类人须防着，因为他常常会为了自己不顾一切。

    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是这样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说当时他仅沉吟了一会儿，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两沓钱，随意地扔到了桌上，说道，仪式从简吧。两万块！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实实在在的数字。正感叹着，阿凤已麻利地收了钱，拉着我，逃一样离开了。

    他象是看透了我似地，对于他的意见，因为家里穷，无论他是何用意，我都不能象阿凤那样竭力地反对，而且隐隐生出了一股感激，虽然这股感激日后成了阿凤常常把我看扁了的有力证据。

    人或许就这样：这里满意了，那里必有不如意，总是不如意者居多。仪式举行还不到一个月，不如意便来了：或许由于过早偷尝了禁果，不仅没了期望中的激情，反而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吵不断。

    所以，我想提醒年轻人，若非别有用心的真心相恋，切不可再造我的覆辙。记住：好东西吃过了便没有了，到该吃的时候只能干瞪眼了。

    无疑地，我开始烦她，包括她的所有。而她，却浑然不觉，似乎“黑皮肤的女人****旺盛”这句同事间的戏言竟成了真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单独在一起，她就永无休止地变着花样求爱。求爱，原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为之一，放到特定的她身上，却那样地令人厌恶，因为厌恶，连她的那句最通常的“满足对方是夫妻间应尽的责任”的辩论也成了歪理邪说。

    除此之外，你何曾满足过别人？我当然不能说出口，却阻挡不了内心在愤愤地想，想总不能跟说出来那样犯了错惹你不依不饶吧。越是这样，我越容易发现她的那些非女人的品质：毫无生活方面的常识，没日没夜地读言情小说是她唯一的嗜好，而且由于受了小说的影响，她追求浪漫，常冷不丁地就会出现在我工作的场所，不要说还要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单是总无缘无故地去我的办公场所已足以令我狼狈不堪。

    我们婚后第一次回老家，母亲遍邀了亲友作为对她的欢迎。当着众亲友的面，母亲为了显摆阿凤的治家手段，不时地安排她做这做那，幸亏她那天心情好才没做太出格的事儿，即便这样，要不是我见机得快真不知她该如何摆脱困窘。稍不留意的当儿，她见我母亲炒菜时油花四溅，出于好奇，便戴上头盔跟着忙起来，仍烫了一手的油泡，成为亲友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一时地不会做事，并不可笑，可笑乃至可恨的，是该学不学，永远不会，又斤斤计较，不肯有半点儿吃亏，占了便宜又卖乖，把别人的忍让看做无能，自以为得意，似乎别人都天经地义地应该永远供她驱使，自己则尽可以凭意气用事。这便是她：一个完全凭意气做事的女人，兴之即来，烦之即去，凡事不持久，绝不会空费心思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们那地方兴起“麻将热”后，她即迷上了麻将，而且特看重输赢，赢牌时大喊大叫，输了牌总逼着你和她总结不停，完全不顾我和我母亲的感受。

    那一阵子，我母亲的胃病犯了，我原打算把母亲接来调养一番，她竟不肯，好不容易做通工作，母亲倒是接来了，她却依然我行我素，冲母亲大呼小叫，把母亲变作了连保姆尚且不如的保姆。母亲具有极强的韧性，独看不惯我受了委屈忍气吞声的样子。这一次，由于我反感她那些经常把家搞得狼藉不堪害母亲不停劳作的男女麻友，竟不肯与之总结教训，她便不堪地骂了起来，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关键时期，唯恐造成不好的影响，虽肺都要炸了，我还是忍忍不发。据母亲后来说，我那天的脸都青了，青得怕人，母亲便与之吵了起来，她居然把母亲推倒在地，跌得她好长时间爬不起来。母亲忍泪去了，据说哭了一路，不为自己，为我。

    我竟是这样无用的男人！——母亲在的时候，怕母亲担心，不能与之吵；母亲走了，原准备痛快淋漓地骂一顿或者打一顿，细想想，终是不敢，因为我毕竟住了她们家的房子，而且我觉得自己离不开人家的帮忙，更何况我现在在外面的风光也都是人家赐予的，外面的总比家里的重要。所以，心里虽愤怒不已，行动上早已软了下来，而且只有到我跪下来为自己在她推倒母亲那一刻无法自抑打她那一耳瓜的错误行为赔罪后，她才绝了去找她父亲的念头。

    我不知她父亲会有怎样的态度，或许她父亲能帮我一把，我不想也不敢去冒这险，按说该能帮，可我实在拿捏不准，因为她父亲从不找我，话都是由她传递的。

    跪了满一个小时后，她终于破涕为笑了。没办法，这便是代价，我只有把自己的委屈和了母亲的泪硬生生地吞到肚里，因为之后不久我就毫无悬念地做了D乡的团委书记。

    工作上的志得意满虽驱不尽却暂时冲淡了我生活上的不如意，所谓的冲淡，不过是压抑地最终结果，就象气体不断地加压能够变成液体一个原理，压抑只是浓缩，决不是消失，别无去处，必然地要反映到人的生理上——我的小D从此出现了问题。

    调县民政局工作无疑是对她的一种摆脱，因为我们没有房子，她总不至于住到我的单身宿舍。

    办法有的是，这便是有钱人的生活——她父亲送我们一套独院的二层小楼。所以，人总想着有钱，想有钱没错，只不该忘了钱非人的唯一和得与失的关系。——她对我的管束越发变本加厉起来：必须准时回家，如有应酬，必先回家请假，常再三请示才能获准，至于回家的时间则必须要视她的心情而定；而酒则最好不喝，一时把握不住醉了酒，且不说她的竭斯底里，脱不了睡地板的命运。

    我连最起码的自由也没有了！有压迫必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而作为我的反抗，却只有酗酒和嗜烟。这无疑是最无力的反抗，显然不能让管束稍有放松——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孙猴子逃不出弥勒佛的手掌心。

    那天，几个在乡镇工作的老同事来看我，贪了几杯，哥几个便凑到一起玩麻将，手运奇顺，竟忘了时间。暗杠明杠杠后开，正玩得起劲，她冷笑着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掀翻了桌子，亏得哥几个躲得快才没砸伤了脚。只一愣怔的功夫，她已扑上来，拳打脚踢狂喊乱叫，哥几个费劲了口舌才总算平息了事态。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朋友渐渐离我而去，即使最要好的几个也决不再为我添乱。

    最刁蛮的女人，绝不是只会竭斯底里的那种，最难对付的还要数“时而竭斯底里，时而两腮垂泪温语绵绵，时而……综合利用各种手段”的那种。

    交待一下，我之所以会突然有了反驳的胆量，当然是因为我总算摸清了岳父大人的底牌——虽对她溺爱异常，却并非完全不问理由地支持她，对她的有些观点甚至竭力反对。

    这个认识来自于岳父大人的那次寿宴，他从不做寿，说儿的出生是娘的关，做寿是对娘的最大亵渎，会折寿，所以他寿日那天从不吃饭，那次却意外地请我们。

    至于原因，我猜测，大概遇到了过度兴奋或失落的事儿，因为我感觉他的情绪似在变化。他绝少有情绪上的哪怕是波动，所以总给人以神秘感。即使这次，变化也是转瞬即逝。

    饭菜就安排在土屋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尽是些地瓜叶之类的略加了点儿玉米面的菜团子。我倒无所谓，人有的时候吃的并不是饭，而是面子，甚至荣誉。阿凤便不同了，实在难以下咽，难免要有情绪。他狠狠地白了她一眼，她便不再说话。她不说话，尽是沉默。或许因为压抑，不知谁无意提到他们村的一个女人死了，他脸阴得乌黑。由于传说死的那个女人与他有点儿不清楚，阿凤便用质疑的目光去看他。他只吃了很少一点儿，就去睡了，饭不欢而散。

    阿凤正巴不得呢，到饭店重又吃过了。——她喜欢去饭店，不仅因为饭菜和少了收拾残局麻烦，其实，这些麻烦理所当然地都是由我负责解决的，她根本无需cao心，重要的，是她经常会有的“我去过某某饭店吃过怎样怎样的菜如何如何美味”的炫耀，除此之外，她似乎不会讲话，至少不会象其他的女人那样因为关爱家庭而总有诉不尽的担心和麻烦。

    说到这里，已完全没必要再费口舌去讲她，只说胆量不可能一下子提高许多，必须有个渐进的过程：自打有了反驳的胆量后，我渐渐地开始敢于与之冷战——这是一个因为难以捉摸而可怕的不可理喻的女人，或许女人都如此？只要你硬起来，她就会越软下来，而且似乎喜欢这样。

    冷战期间，她涂唇、描眉、烫发、做皮肤、着时髦衣装，极尽女人之诱惑。她说她之前不象个女人，她要争取做个女人。愚蠢的女人！岂不知女人化妆的最高境界当是超乎自然又近乎自然。她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装扮，显然地，不仅没能让我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反而陡增我的反感。

    冷战结束后，或者作为冷战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开始分居。

    分居不等于分手，即使在我意识到她或许给我戴了“绿帽子”，我也没有想到过要分手。不过，若是到了如此地步，婚姻或许已算不上婚姻，而只能叫做无可奈何的利用。

    大家不妨看我的表现：那也是一个春末，异样的春末！某天，家里灯光迷离，且飘着刺鼻的香水味，我刚进屋，即响起了轻音乐，伴着音乐，她身着宽大的却因黑色紧身内衣足以完整勾勒出她曲线的真丝睡袍缓缓飘下楼来，温柔地接过我的公文包随手扔到沙发上，轻挽着我上了楼，二楼的浴室里已放满了温水。前所未有的温柔！前所未有的待遇！待她温语款款地帮目瞪口呆的我脱掉衣物后，鸳鸯浴这种被弃之已久的方式又被采用了。浴后，她温顺地依偎到我的怀里，两只硕大的奶轻轻地在我的胸前挤压着搓揉着，手也自然地伸到了我的下身，梦呓道，干吧，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她故作神秘说，傻瓜，我有了。

    吃惊！巨浪一般扑灭了我渐被撩拨起来的yuhuo，因为那位做医生的同学刚刚给我做了鉴定：长期的精神郁闷和无节制的酗酒嗜烟导致大面积死精，短期内不可能有生育奇迹出现。我强抑着怒火，已是索然无趣，故作若无其事地翻了个身，冷冷地说，睡吧。

    且不去说她如何地失落和因失落而引起的不依不饶地却因做贼心虚终是底气不足的吵闹，只说我暗暗地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令我不敢也难以置信，对方竟会是她们村的二愣子！

    二愣子是一个老光棍儿，小时候长天花留下了满脸的麻子，虽有一身蛮力却家徒四壁，成为村子里靠打短工混吃混喝的无赖。村子里有这样一首民谣专门说二愣子：二愣子，有俩宝，蛮力和狗宝。蛮力，蛮力，能犁地，犁得庄家全死光；狗宝，狗宝，会打炮，打得女人全跑光。

    何其狠毒，何其下贱！愤怒之间，念头闪电一样飞转着，竟冒上了：若能攀上一位贵人，咳，可惜了呀。

    不想分手，还是因为伤害不够。或许人都有这样的劣根性：单是没有见过的事情过程还不足以彻底打掉人的必然会有的侥幸，正因为侥幸，结果才让人如此地不知所措。——我调县纪委的那天，她生了，是一个女孩。

    无法接受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如何做一贯有效的自我调整，还是只要提及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仿佛见到了她与二愣子那疯狂地龌龊。我决定离婚，不惜一切地离婚。

    理由充分，离婚却难：书记平静地听完了我慷慨激昂地倾诉，脸上竟浮起一丝笑，清了清嗓子说，女人嘛，自古以来都是工具，貂蝉、王昭君、文成公主，哪一个不是？人啊，看问题，一定要辩证，且不可非钻牛角尖。书记是我最崇拜的人，他的话让我信服，可我仍坚持。他收起了笑，变得严肃起来说，若是非要离婚，我也不干涉，不过，抓紧转行，因为你已无法在政界混下去，这是中国的国情。顿了顿，又说，国情可不单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哪，不错，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干部，太可惜了，为了女人，不值得。

    后来，我才听说，他约见了我的岳父大人。岳父大人坚决不同意，他说他丢不起这个人，他宁愿给一笔钱作为补偿。钱能补偿一切吗？

    我不服，婚却离不成了。自此，我们的婚姻便进入了若有若无的阶段。

    听老人们常说，夫妻是一对冤家，磕磕碰碰真夫妻。定不是我们这种，咳，无缘体验了，相信那种磕磕碰碰必是一种无比的甜蜜吧。

    单从家庭的角度看，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头就是个错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确如书记所说，人看问题该辩证的。其实，人不过是一种生命现象，不要说身后事，如果不能准确地看待，单是身前便难应付。只要经历过，我们不应忽视这个最普通的事实：只要视线实现了转移，再躁乱的环境也能熟视无睹，该场面的时候，照样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