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满清赋税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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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炵琢磨过两日吃脆皮烤猪rou还是东坡rou的时候,接到了李鸿章发来的电报。 看了一眼,神炵露出了笑意,德国人的选择不出他的判断,如果德国还和英法站在一起,德国高层可就比傻子还不如了。 今年满清大量进口德国的机械产品,是神炵与李鸿章商量过的计划,用来进一步扩展北洋大臣旗下的厂矿企业,放开民间资本工业化的门槛,同时也可以借此拉拢德国人,打破西方列强在满清的所谓一致。 如果可以,神炵希望用海兰泡的工业标准和机械设备统一满清的市场,无奈海兰泡的工业发展所需的机械设备也仅仅能够自给自足,短时间内不可能大量的出口机械进入满清市场,德国人算捡了一个便宜。 说真心话,神炵看不上德国人在满清能够投入的兵力,不会比沙俄之前在远东的军力强多少。 关键一点,欧洲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一战怎么发生的,核心就在后起的工业国家德国身上,二战同样如此。 神炵在东方世界的改变,尽可能的不影响欧洲的发展变迁,甚至神炵还会进一步加快德国走向战争的步伐,记忆中的历史证明了德国人从不甘于现状。 德国人谈完,就要说说满清的关税问题了,英法俄意美等西方国家,按照李鸿章电报中所说已经站在了一起,态度比半年前还要强硬,发出了封锁海岸线的威胁。 英法等国公使这次聪明了,没有提到武力威胁,封锁海岸线看似封住了满清,实在针对的是神炵的北方领地。 北方领地一年多时间的发展,对外销售的大量的商品,主要都是通过海运走出去了,封锁海岸无疑是按住了北方领的脉门。 神炵摇头微笑,他把关税谈判放在年末,原因就在这里,不久后HLJ就要结冰了,海兰泡对外的贸易也会暂停大部分,这时候封锁海岸线对北方领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英法等国呢,贸易停止了,他们的损失千百倍于此,恐怕最先定不住的就是这些洋大人们了。 至于满清,满清的赋税一直不少,满清主要是满清贵胄们,恐怕更乐于看到洋人封锁海岸,达成满大人最希望的闭关锁国。 神炵前世年轻那会,网络上不少满遗发表文章,盛赞满清赋税‘嗲’,还和大明的赋税来比较,那叫一个热血澎湃,康麻子被当成圣人搬出来亮相。 ‘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神炵不知怎的想起了那首满洲大戏的主题曲,真是洗刷刷的好手段了,当时神炵不觉,后来才明悟满遗的可恶嘴脸,辛亥那会儿没都打死真是后患无穷。 康麻子在戏剧中唱道,至此天下永不加税,其实当时满清的税赋已经很高了,的确不用在加,到了雍正尤其是乾隆这位脑残的十全老人在位时,康麻子的话已经成了臭屁。 嘉庆年间更不用说了,各地起义不断,不加税哪来的银子,道光时代,碰到了英法列强,其后更有太平天国作乱,满清的赋税可想而知。 清代后期,避免加赋之名,而行加赋之实。其附加税的名称,因时因地而不同。 按粮津贴和捐输:按粮津贴是田赋的附加,始自咸丰四年。当时规定每田赋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这本属临时取给,权宜济事,其后历年援案奏请继续征收,渐成国家的常赋。同治元年,SC总督骆秉章又奏办捐输,按粮多寡摊派。有的州县按钱粮一两加征捐钱二两至三两,有的州县甚至加征到四两。 厘谷(或义谷):主要行于云贵地区。1865年,YN由于钱粮不能照额征收,田赋收入不足供本省军粮之用。为了添资军粮,清廷在田赋之外征收厘谷。并从1868年起,改变过去漫无定章的做法,规定按州县大小和收成情况,“酌量征派”,税率大约为百分之十至二十,全省皆然。 亩捐:亩捐主要行于JSAH等省。1853年,雷以在江北里下河开办亩捐,以济饷需。1854年推行到扬州、通州两府各州县。当时江北亩捐是以“地亩肥瘠,业田多寡”的标准,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自二十文至八十文不等。其后江南各州县也举办。 沙田捐:GD沿海有因涨沙而成的田,名为沙田。东莞、香山等县在1862-1863年年间,因办理防务,开办沙田捐。于正赋之外,每亩加征银二钱,由地主和佃农按“主八佃二”分担缴纳。此外,战时GD各州县办理捐输,有派捐、包捎等名目,大率按亩派捐,事同加赋担缴纳。 光绪以后,为赔款和举办新政,清廷任各省自由筹款,以充地方经费,各地又增征田赋。奉天、JLHLJ的警学亩捐,AHJXZJ等省的丁漕加捐,SX的本省赔款加捐,XJ的加收耗羡,SC的新加粮捐,GD的新加三成粮捐,YN的随粮捐收团费等等。各省加派的名目不同,税率也不同。 清后期的田赋加派是苛重的,以SC为例:“地丁原定征额银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两零。遇闰加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余两,……至咸丰四年,定按粮津贴其率为每粮一两,征津贴一两,则加原额一倍矣。同治元年,又加按粮捐输,为数一百八十余万两,视原数二三倍矣。光绪二十七年,所谓新加捐输者,又按亩捐银一百万两,于是SC之田赋共数为三百五十余万两。为原数之五倍强。”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清政府在东南一带收不到田赋,于是在玉平天国未占的所谓“完善之我”实行借征。例如咸丰三年十月皇帝下诏:“所有SXSXSC三省咸丰四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其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推。”此项借征,名义上是“事定仍照数蠲免”,但以“军务告竣,国帑渐裕”为条件,那事实上便等于加倍的附加。此后,田赋预征常变换形式出现,各省每借口军饷紧急,不照例限,先期催征。至1870年清廷谕知各省督抚“务令仍按上下两忙征收不得违例预征,以纾民困”。可见,清廷也承认预征已造成“民困”。
清代后期浮收方式是多样的,手段是残酷的。以漕粮浮收为例据载:“向来开仓,多派壮丁,守护大斛,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八扣。而淋尖、踢斛、捉猪,样盘贴米等尤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筛费、(仓)门费、差费,合计之,则二石四五计当一石。” 同治二年,李鸿章在《请减苏松太浮收粮疏》中说:“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至三倍,比守多至七倍”。粮浮收很普遍,JS二石五、六斗当一石,HB除水脚外,每石浮收米五六成,或七八成,乃至数倍。漕粮浮收外,还有“河运、海运津贴。嘉兴一郡,征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漕贴本为一种贿赂之费,“吏依仓为jian,多方以苦运军”,“州县之吏依漕为暴,而多方以苦民。” 清代漕粮流弊甚多,屡议改革,但多恐影响军民食粮而停罢。嘉道年间,准收折色,也是本折并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漕运路线阻塞,漕粮无法北运,原征本色的各省遂实行行政收折色用银两折纳。 由于当时银价昂贵,直接对纳税人形成重敛,就连曾国藩也承认这一点,他在上疏中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千,输一亩之课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至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虽闾阎不无子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异之滥刑,其有日不聊生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于银贵形成重敛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状况。 清初,差徭本已并入地丁之内,民众完纳地丁之外,应别无所谓差徭。但各县遇大徭役,仍借口不能猝应,临时向民间摊派,历时既久,即沿以为例。此项负担,以SXSX直隶、HN为最重。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因军务紧急。SC各县亦多按粮摊派。征收支拨全由地方士绅主办,毫无一定标准,故农民受累最甚。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因筹摊新赔款项,护院又奏请酌加,至是不仅承认新差徭为合法收入,旧差徭也一并获得合法根据,于是差徭遂又成为正式附加。 满清的赋税远远不止这些,盐税、茶税及茶厘、矿税、土药税、当税、田房税契、渔船捐、烟酒税等等等等。 只能说,满清的赋税果然很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