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共征讨日寇投降 齐庆贺抗战胜利
【史要】八路军大反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承认“外********”；日本天皇《停战诏书》，日 本“无条件投降”；溥仪逮捕，芷江受降…… 却说，八月九日，在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八月十日，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所属各部发布了“对日军大反攻”的《命令》。 八月十二日，冀察﹑冀中、冀热辽军区部队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北平；并占领通县机场，分别对保定、石家庄、唐山展开猛烈进攻。 ****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也对天津继续发起进攻，占领了杨村机场，攻克外围据点及天津西站；冀晋军区部队则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了太原，从东面与东北面进抵城郊。 而此时，由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已经到达湘粤边的宜章、乐昌地区，却遭到国民党军的追击；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决定“挥师北返”。 终于，王震所率的“南下支队”穿过湘﹑赣边境的崇义、桂东、永新、莲花、萍乡、浏阳、平江等地，顺利返回长江以北。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又于八月十日主动约见宋子文。 一见面，斯大林就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警告宋子文：“中国国民政府最好尽快地同苏联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要进人满洲了。” 对此，宋子文只得“同意”了，表示：“可以包括苏联租借区在内，在东北铁路的管理方面作适当让步。” 于是，八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有八项条款，规定：“双方对日作战结束后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如一方再被日军攻击，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可能给予一切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双方依据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友好合作；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换文时，又作了《补充规定》：“苏联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的充分主权。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次破坏远东和平，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在对日作战时也包括大连基地。” 此时，苏联红军与中国东北人民自卫军的迅猛攻势已如狂飙席卷﹑秋风扫落叶般地很快将日本布防于中国东北的三十万关东军的精粹之师消灭干净了；加上，美国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日本近二十万军人与平民的死亡；日本政府感到末日已临，实在不能再支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只得召开御前会议，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播出。 此时，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得知这一消息，决定举行政变。当天晚上，他们闯入皇宫﹑四处搜寻，企图劫走天皇准备广播用的《诏书》的录音唱片，以阻止向全国广播。 结果，皇宫卫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于是，主战派头子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在官邸内剖腹自杀了。 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的名为《停战诏书》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才通过广播发表了。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同时，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 接着，东久选宫组成投降内阁，向盟军接受投降。 然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在八月十六日才收到大本营“立刻终止战斗行动”的《命令》，这才放下了手中武器﹑接受投降。 就在八月十五日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在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同时，蒋＊介＊石又给何应钦规定了受降权限：“秉承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接受伪军投诚编遣事宜；负责处理南京伪组织政府，恢复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等。” 而蒋＊介＊石因远在重庆﹑离前线较远，唯恐路遥不及。 于是，蒋＊介＊石赶紧又公然《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各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秩序。”并《令》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应拒绝其通过’，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责。”如“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进攻，日军应‘特别防范并制止’”。 与此同时，蒋＊介＊石竟然《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所属各部“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并威胁说：“八路军、新四军如‘擅自’接收日军投降，他将‘下令惩罚’之。” 同时，蒋＊介＊石还派出马俊超、钱大钧、熊斌、张廷谔等一批大员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近二十个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负责临时事务。蒋＊介＊石这一招，分明是“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反攻”，更是“不准八路军接收日伪军投降”。 很显然，蒋＊介＊石的这些规定，是为了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当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扎，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拒绝。 对此，朱德即复《电》******，予以了严辞“拒绝”。 朱德在回《电》中严正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jian们。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于是，中＊共＊八路军不顾蒋＊介＊石的《禁令》，而是依据朱德的《命令》采取行动。 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一面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发出《最后通牒》，勒《令》日军“缴械投降”。一面《命令》八路军所属各部向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山海关等地的日军展开全面的大反攻；同时，派遣八路军一部挺进东北，协同苏联红军和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三省国土、解放东北人民。 八月十六日，苏军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八月十五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所以，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 因此，日本虽然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也下《令》：“停止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切对日作战。” 但因，没有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及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尚未正式成立，一些日本军士还在作负隅顽抗；所以，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仍在对日作战，并迅速解除了日﹑伪军武装，解放了许多日﹑伪占领区。 八月十七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并派侵华日本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于八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候命飞湖南玉山。 但因，此时湖南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飞机未能降落。 蒋＊介＊石遂《电告》冈村宁次，受降地改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日军投降使节于十月二十一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蒋＊介＊石之所以改址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受降，乃是由于芷江建有当时的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而且，当时国民政府尚在“陪都”重庆，芷江且近在咫尺﹑方便“受降”；更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战略总部就设在芷江，故又名“芷江保卫战”，有其纪念意义；于是，在湖南玉山未能用启时，就改址于芷江了。 且说，苏联红军与中国东北人民自卫军继续对日作战后，迅速占领了伪“满洲国”的一些重要城市。 而八月十九日凌晨，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得知“日本军队准备退守伪‘满洲国’南部”；溥仪立即收拾金银细软，也打算从“新都”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城市通化；途经沈阳，稍作停留。 此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普里图拉将军下达了“动用空军”的《决定》，以便“尽快攻下沈阳城。 当数十架苏军飞机朝着沈阳城飞去，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降落在沈阳机场上；苏联红军如神兵天降，迅速占领了机场。 一位身穿日军军服的俄罗斯人发现红军从天而降，赶紧向普里图拉报告：“将军阁下，我是俄罗斯移民，现在是机场的卫队长。我向您报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正在候机厅里。” 普里图拉闻讯后﹑立即赶进候机厅，只见溥仪和他的一班幕僚﹑仆从都在；他们见苏联士兵进来﹑都吓得瑟瑟发抖，唯有溥仪一人仍泰然坐着。 通过盘查，普里图拉下《令》：“将溥仪逮捕。”然后，溥仪被送往外贝加尔方面军位于赤塔的红军司令部。 就这样，这位一心想复辟“满清皇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日军的扶植下，当了十三年的伪“满洲国皇帝”傀儡后；终于，跟着他的主子一起走向了灭亡，成了人民的阶下囚；等待他的将是历史的审判和无尽的牢狱，也是罪有应得。 此时，中＊共＊冀热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在丰润城北十三公里的大旺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书记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并抽调一万三千人，兵分两路﹑开赴东北。 西路，由第十四地委书记、第十四军分区政委李子光和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二千余人；于八月十七日出关，开赴兴隆、隆化、围场、滦平、丰宁诸县，在承德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会师。 中路，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书记宋诚率领三千余人；也于八月十七日出喜峰口，向热中﹑热东挺进，以进驻平泉﹑解除伪“满洲国”军第十九旅的武装。然后，一部向宁城、赤峰、乌丹进发，一部则向建平、凌源、朝阳、新惠进发，在赤峰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会师。 八月二十三日，苏联红军占领了旅顺港口，日本关东军终于放下武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于八月二十一日终于在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举行了“受降投降”仪式，史称“芷江受降”。 前一天，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中国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及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张雪中等，于同一日由昆明和全国各地到达芷江。 当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受降事宜。”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冈村宁次派遣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和翻译木村辰男等四名日军投降代表，及工作人员松原喜八、久保善男、小八童正男、中川正治等八人，登上一架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日本专机；在三架美军战斗机的监护下，自湖北汉口飞往湖南芷江。 是日，芷江机场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降落芷江机场，早已等候的中方人员和新闻记者一拥而上﹑把飞机团团围住。 当今井武夫等人出现在舷梯口时，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和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陈昭凯立即上前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五只皮箱；此时，今井武夫等人已没了往日的“尊严”，一副“降使”难掩的落寞之态；面对着大批中美人员及此起彼落的相机快门声，今井武夫等人一脸的尴尬与沮丧。 今井武夫等人被验明身份后，遂被带上两辆插着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的监护下，驶向了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的临时住所。 沿途十多公里路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受降”的国人；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有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吉普车，维持秩序的宪兵欲加阻止也不能。 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面带戚容、脸色惨白，耷拉了脑袋不敢正视中国人了 下午四时，“受降仪式”正式举行；由于，冈村宁次没有到场，何应钦也就只派了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萧毅肃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受降仪式”；故而，“芷江受降”实际上只能作为首次战地受降。 今井武夫一行来到七里桥磨溪口的受降会场，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盯视下脱帽入室，对中国“受降代表”萧毅肃深深一鞠躬；接着，缴出中国战区以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图和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 然后，中国“受降代表”萧毅肃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备忘录》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略谓：“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在南京。”《指示》日军投降时“应行准备之事项”。 今井武夫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后，率随员鞠躬离出，“芷江受降”便结束了。 九月九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终于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内再次举行。 这一次，何应钦主持了受降仪式﹐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政府正式投降。 “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即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至此，中国人民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泸沟桥事变”以来，经过八年抗战﹑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军民共付出了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共五千六百余亿美元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抗战胜利的这一日，真是来之不易呀! 中国政府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即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军的投降仪式也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舰上举行了。 这天，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有，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茨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将军、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终于落下帷幕了。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将九月三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下《令》举国庆祝﹑放假一天﹑悬旗三天。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民主党派“九·三学社”还以此而命名。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也举行了庄严的“日本投降仪式”。 中国政府代表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台湾全岛锣鼓齐鸣、张灯结彩、舞狮戏龙，人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庆祝“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这是自《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台湾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终于宣告结束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因此，这一日也就被定为“台湾光复日”。 尔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 远东国际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等十一国指派的十一名法官组成。 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 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本庄繁﹑谷寿夫﹑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等三十九名甲级战犯，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的“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累累罪行进行了审判。 结果，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名甲级战 犯死刑。 判处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大岛浩、冈敬纯、贺屋兴宣、木戸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 白鸟敏夫、铃木贞一、南次郎、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等十六名终身监禁，另有二人东郷茂徳﹑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 二十天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法庭向东京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对他们的审判。” 一九四六年八月，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押解至中国；尔后，又有屠杀了三百余名平民的田中军吉及曾以百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战犯也先后被引渡到中国。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第一次开庭，对谷寿夫﹑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吉等人 在南京犯下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判处死刑。 终于，这些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为死难的无辜民众偿了命。 只是，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需要的考虑，却对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了，举国为之哗然；后来，冈村宁次还被******聘为“高级顾问”。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先后对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的汉jian主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公博﹑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褚民谊﹑伪“安徽省长”兼“保安司令”林柏生等人被判处死刑。 而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虽被判处死刑，但因其于四三年就被戴笠秘密吸收入军统；故而，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 刑”，后病死于狱中。 汪精卫的遗孀﹑曾任伪“南京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汪精卫这名中国近代史上“头号汉jian”，因在其傀儡政权灭亡前夕毙命了，也就免除了其受审﹑被惩处的命运；但是，汪精卫的名字同其他中华民族的“卖国贼”一起，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至于“末代皇帝”溥仪，因已被苏联拘押﹑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其任“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所摆布﹑实属“傀儡”。且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作证时，溥仪将部分责任推卸给了日本政府；故而，没有追究其责任；“东京审判”后，仍被苏联政府关押。 直至一九五○年八月一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的二百六十三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尔后，在新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溥仪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才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出狱。 溥仪获“****”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终于，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国公民；从而，也成就了一则“从皇帝沦落为囚犯，再从囚犯蜕变为公民”的戏剧性转变。 虽然，这些皆为后话；此处一并顺提了，不再另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