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粤桂军两广事变 红二四甘孜会师
【史要】胡汉民亡故，“两广事件”；“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红军”三过草地…… 却说，“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呼吁“国民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之时；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下围棋时、因思虑过度突患脑溢血，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晚上七时四十分抢救无效在广州逝世了。 由于，胡汉民主持着“西南政务委员会”，可谓是两广“反蒋”势力敢于分庭抗礼的主心骨；他的过世，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去了一块心病。 五月十二日当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致《电》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胡汉民的死讯。 同时，成立了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等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五月十三日下午，胡汉民大殓在广州举行；二十五日始，全国公祭胡汉民三天。 这期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有]召开追悼大会，悼念胡汉民；《报纸》上还刊登了蒋＊介＊石发自南京的《祭文》，大有“猫哭老鼠”的味道。 同时，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 此“五条建议”一目了然，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 《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岂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定以“抗日”为名，再发动一次反蒋的“两广事变”。 李宗仁、白崇禧听了陈济棠有此打算，即表“赞同”。 于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即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并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任命》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于是，史称“两广事变”、又名“六·一事变”发生了。 然而，蒋＊介＊石却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 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以免双方“矛盾激化”。 此时，陈济棠已将“粤军”扩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约二十万兵力；而李宗仁也将“桂军”扩编成四个军，约十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可与蒋＊介＊石抗衡。 “两广事变”后，陈济棠决定“先对福建和贵州取守势；而将‘粤军’主力集中于广东的大庾、韶关，准备出江西北上；将‘桂军’主力集中于广西的全州、桂林，准备出湖南北上”。 同时，李宗仁派“桂军参谋长”李品仙去拉拢“湖南省主席”何键。然而，何键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却向蒋＊介＊石《报告》“粤、桂两军”的行动。 蒋＊介＊石得到何键的《密报》后，即调派“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了衡阳、赣州等地，封锁了“粤、桂军”的北上之路。 同时，又暗中收买“粤军”中的“反陈济棠”的势力，分化瓦解“粤军”。 果然，蒋＊介＊石的这一招又见效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暗中被蒋＊介＊石收买后，随即发表《通电》宣布：“归顺中央。” 蒋＊介＊石立即给予回应，允诺：“‘倒陈’后，由余汉谋主政广东。” 于是，七月四日，即有数十架“粤军”空军飞机飞离广东投奔蒋＊介＊石阵营，“粤军”实力大损。 李宗仁、白崇禧赶紧与陈济棠见面商议，决定“统一‘两广’的军政、财政”；并且，把军心已经不稳了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把‘桂军’布置在外线。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 “国民政府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而以余汉谋取而代之。 同时，《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以分化“粤、桂”。 但是，李宗仁、白崇禧没有上当，俩人还]仍尽力支持陈济棠；建议陈济棠：“立即将钱粮、武器及可靠的部队掌握住，并退往粤西、背靠‘桂系’。” 同时，准备派“桂军”入粤，以稳定广东局面。但谁知，此时的广东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七月十四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余汉谋还出兵向广州进攻。 香翰屏的“粤军第二军”也不战而退，准备迎接余汉谋、取代陈济棠。 如此一来，陈济棠所部军心大乱。 白崇禧立即《电》告陈济棠，提议道：“形势危急，须不惜血本，以金钱和官衔作诱饵，方可稳定军心。” 然而，七月十八日，陈济棠的“粤军”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奔蒋＊介＊石。 此时，陈济棠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了，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而决定“下野”。 于是，七月十八日当天，陈济棠就前往香港、淡出政坛。 陈济棠在离粤前，《命》其最亲信的陈汉光率“粤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六○师”入桂，并且附送军费数十万元；但是，陈汉光不愿入桂，而被余汉谋收编了。 至此，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除了数十万军费归“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汉谋接收。 且说，陈济棠“下野”后，“桂系”势单力薄了。 此时，蒋＊介＊石从四面威逼“新桂系”；顾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广西，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军，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的“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 顿时，“新桂系”四面受敌，形势十分危急。 然而，李宗仁、白崇禧不被慑服，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俩人紧急扩充了“建制军队”的兵力至四十四个团，另外尚有近十万人组建成“地方民团”；总兵力共约二十万，欲据险固守。 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以李宗仁、白崇禧两人为核心的“新桂系”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见效；因此，“新桂系”内部居然没有军、政人员投奔蒋＊介＊石。 同时，“新桂系”利用舆论博得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的同情；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三十万港元组建了一个师，对“新桂系”帮助极大。 而奉《命》进攻的“湘军”毕竟有种唇亡齿寒之虑，却也观望不前了。 此时，正值“日寇”侵华更加猖獗；于是，“新桂系”更是紧抓住“抗日”的旗号不放。 自从“六·一事件”以来，在李宗仁、白崇禧默许下，广西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同时，李宗仁还邀请了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 同时，李宗仁还请蔡廷锴入桂；于是，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十九路路军”。 如此，“新桂系”在舆论上就占了上风，令蒋＊介＊石一时奈何不得。 而蒋＊介＊石欲置“桂系”于死地，则处在了“不义”的境地；这使蒋＊介＊石深感为难了，大有“欲行不能、欲罢不甘”之感。 同时，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还派人到香港请蔡廷锴入桂；于是，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第十九路路军”。 “第十九路军”重建后，蒋＊介＊石更是有所顾忌了；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言和。 李宗仁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廷锴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 于是，蔡廷锴复回香港了。 七月十五日，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同时，却又《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已投靠蒋＊介＊石了的黄绍竑“主政广西”。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听调；而此时，黄绍竑倒是念旧情、仍暗与“桂系”相通，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任”。 如此，“两广事变”就陷入了僵局。 七月底，冯玉祥上庐山力劝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与此同时，程潜邀约了“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刘斐积极从中斡旋，也都公开声称：“应以‘抗日第一’。” 而此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因与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故对中＊共＊的“进剿”很不卖力；蒋＊介＊石急欲“北上督师”，也就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了。 因此，八月初，蒋＊介＊石和“桂系”双方不断派人互相试探；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不停穿梭于南宁和广州之间，劝说双方各退一步。 最后，“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 同时，在此基础上，“新桂系”《宣布》：“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 如此，双方台前幕后的争斗持续到九月初，终于达成了《协议》。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终于发布《命令》：“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 于是，“新桂系”官员在南宁从新“就职”，《宣布》“服从蒋＊介＊石之中央”。 至此，“两广事变”在历经三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八十万军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地解决了。 且说，奉《命》赴苏联汇报工作的****，此时已同潘汉年一起经上海、海参崴到达莫斯科。 ****抵达莫斯科后，即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战略转移、实施长征”的情况，并询问：“为何要派李德来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对于“‘红军’能突破国民党的围堵”表示了赞同，但对“派李德来指导中国革命”一事却矢口否定。不过，对于“遵义会议”上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倒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此，张闻天作为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实际上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认可。 ****的这趟莫斯科之行，可谓是“不辱使命”。 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立即派林育南、潘汉年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并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新领导班子’认可”的消息向国内转达。 而张国涛南下后，在“百丈关战役”中遭到惨败，此时已西撤至“川、康”；经过四个月苦战，仍难在“川、康”立脚。 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南下“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在甘孜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博巴政府”。 然因，当地的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不足以供养几万人的部队，必须另寻出路。 且此时，“共产国际”已有了新的《指示》，认可了“由‘遵义会议’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 “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使张国涛觉到自己背着“共产国际”另立“中央”难以成立；于是，只好《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 同时，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也提出了“北上”的《方针》；然后，极不愿意地带着南下的“红军”队伍从新踏上了“北上”之路。 一九三六年三月，南下“红军”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途中再次翻越了夹金山，还翻过了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又一次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炼。 党岭山横亘在丹巴、道李之间，主峰海拔五千四百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当地民众中曾有传说：“这座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人到顶上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要被天神治死。”可见，翻越之难！ 翻过党岭山，南下“红军”的先头部队一举攻克道孚、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 接着，“红四方面军”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俘虏“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等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条和电台一部。 而“红三十一军”和“红九军红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手南下钳击泰宁，驻守泰宁的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弃城南逃康定。 至四月，“红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到甘孜、南达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转入整编、训练、筹粮，准备与正从“黔、滇边”北上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继续北上。 从甘孜地区北上，仍须经过大草地。根据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为适应过草地时行军和御敌的需要，“红军”组建了一个“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五月上旬，“骑兵师”在甘孜成立；“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作贡献。” 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红二、六军团”，此时倒也已知道“红一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结束了长征。 于是，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渡过普渡河至元谋，再从龙街渡过金沙江北上；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也北上“抗日”。 此时，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已渡过金沙江北上；并于六月上旬，先后进入甘孜地区。 六月十六日，萧克所率的“红六军团”已到达四川甘孜理塘以南的甲洼地区，与由罗炳辉的“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会合。 接着，继续北进；于六月二十二日到达甘孜的蒲玉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六月三十日，贺龙率“红二军团”在绒坝岔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如此，“红二、六军团”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按照中＊共＊中央《指令》，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及由“红一方面军红九军”改编的“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下辖两个军，罗炳辉的“红三十二军”并入“红二军团”、一起改编为“红二军”，贺龙兼“军长”；“红六军团”改编成“红六军”，萧克兼“军长”。 七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离开甘孜地区，携手并肩踏上“北上”之路。 “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齐头并进。 “左纵队”，由“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红十师”、“红十一师”和“红三十军”的“红八十八师”组成，由贺龙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发。 “中央纵队”，由“红四方面军******”的“红十二师”、“独立师”和“红二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红三十一军”的“红九十三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 “右路纵队”，由“红五军”和“红三十一军”的“红九十一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并《担任》“后卫”。 于是，“左纵队”由甘孜经阿坝、班佑，“中央纵队”由炉霍经壤塘、毛儿盖，“右纵队”由绥靖、祟化经卓克基、马塘向，均向包座开进。 八月一日，“红军”三路“纵队”经过艰苦跋涉，终于第三次通过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