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刘伯承彝海结盟 红军强渡大渡河
【史要】“红军”巧渡金沙江，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磨西会议”，飞夺 泸定桥…… 却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实施“围堵”之时，对以湖南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也实施了“围剿”。 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调动“湘、鄂”两省六个“纵队”共十一个师又四个旅，总兵力十一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对已转移到永顺县东北塔卧镇了的“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 此时，“红二、六军团”已获悉“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并争取与其会合。 为了突破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按照“突破中央、转击两翼”的作战《计划》，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但未能如愿。 于是，“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急《电》中＊共＊中央，询问“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并《报告》：“‘红二、六军团’拟退出塔卧，向北转移。” 四月五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目前你们那里的胜利可能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你们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但这只能是你们认为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于是，“红二、六军团”在四月十二日撤离塔卧，向兴隆街转移；尔后，又转移到湘东北的茨岩塘。 蒋＊介＊石＊为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继续派兵“围剿”。 因为，“中央红军”此时已突围西进，“红二、六军团”遂作出“暂时不渡长江，仍在原地区争取胜利，省委立足茨岩塘”的决策。 同时，鉴于“湘敌较强，鄂敌较弱”；拟“出其不意，积极向鄂敌进攻”，以在反“围剿”中掌握主动权。 于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始，“红二、六军团”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向“鄂军”展开了进攻，相继取得了忠堡、板栗园、招头寨、芭蕉坨等战役的胜利；从而，粉粹了“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立足下来。 且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了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已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此时，由于“滇军”主力已被调离云南，金沙江两岸防护空虚；于是，毛＊泽＊东抓住时机，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向金沙江挺进。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委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从曲靖的西屯、面店一带出发，经马龙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进至寻甸境内。 第二天，“中央军委”在寻甸向“红军”各部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同时，组成“渡江先遣队司令部”，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统一指挥渡江； 接着，刘伯承作出部署；“红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红九军团”在巧家至东川之间过江，“军委纵队”随“干部团”抢占皎平渡。 于是，四月二十九日，“红一军团”从马龙的红桥、寻甸的塘子出发，攻克嵩明县城。 同时，“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十五公里的大板桥，并扬言“要攻打昆明”；昆明守军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畏而不敢出城。 同日，“红三军团”从高田一带出发，经七星桥进至寻甸。“军委纵队”更以急行军速度从嵩明、寻甸交界地带而过，超越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进驻姚家村。 四月三十日，“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进入柯渡，作抢渡金沙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吓阻昆明守军后，遂向龙街渡行进，沿途连克禄劝、武定、元谋。 五月一日，“军委纵队”经鸡街进入禄劝境内，顺利通过了普渡，当晚抵达小仓街。 当晚，“军委干部团”的前卫“红五连”和“中央前卫侦察组”在“渡过金沙江过‘五一节’”的口号鼓舞下，赶到皎平渡口。 此时，金沙江对岸只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和一个“保安队”驻守；于是，“军委干部团”靠了两条旧船悄悄地渡过了金沙江，并一举消灭了江北岸的守军。 第二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赶在皎平渡，就在江边石壁上开凿成的一排山洞内指挥渡江。 此时，“中央红军”只搜寻到的七只木船；于是，动员了“彝、汉、傣族”三十六名船工，昼夜不停地开始摆渡。 金沙江两岸山势陡峭，一条江水夹在中间滚滚东流；湍急的江面上翻腾着层层浪花，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条“大鱼”避过了一座座暗礁、在南北间往返穿梭忙碌不绝。 然而，区区七条木船远不够数万“红军”渡江之用，情势仍十分危紧。 幸好，蒋＊介＊石的追兵来得迟缓；而两天后，“红九军团”在会泽的树节渡口终于截获了四十只盐船，这才使渡江速度加快了。 五月七日，“中央红军”终于全部渡过金沙江。 此时，担负掩护的“红五军团”则在离江边四十公里的石板河与先期赶到的“国民党军十三师”激战数日；最后，迫使“国民党军”退守团街。 五月九日，“红五军团”完成阻截任务后，于傍晚撤出战斗；当晚，也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的追兵才姗姗来迟。 五月十日，“国民党军”赶到了皎平渡口；此时，“中央红军”早已扬长而去、远走高飞了，“国民党军”只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红军”渡过金沙江进抵泸沽，摆脱了蒋＊介＊石的重兵围追堵截；同时，也有了实现“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标。 但是，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此时，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要“到川西北或‘川、陕、甘边区’去创造一个‘新苏区’，找到一个落脚点”；这就还需要战胜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当前的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渡过天险大渡河”。 而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供“红军”选择。 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这是一条直达大渡河的大道；由此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然而，大道路遥，且蒋＊介＊石必会赶至阻截。 另一条则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由此虽也能抵达大渡河、且便捷快速；然而，此去一路都是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而且，必须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才能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当年，“太平天国‘冀王’”石达开走的就是这条道；结果，被阻于安顺场、即当时的“紫打地”；最终，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俘、遇害于成都。 所以，此途吉凶难卜、祸福未定。 不过，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如今的“红军”绝非是当年的石达开。当时，汉人视彝民为“蛮人”，“汉、彝”之间常怀仇怨；所以，人们把经由彝族区视为“畏途而不敢行”，尤其是“汉军”；故而，才有石达开之败“命殒大渡河”之说。 而今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的；“汉、彝”同为华夏民族，理应亲若一家。所以，只要能妥善处理好“汉、彝”间的相互关系，想必彝民不会不容“红军”；他就不相信，世上有过不去的坎？ 于是，毛＊泽＊东决定了“走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的这条小道”，以便用最快速度抵过大渡河边。 不过，为了能顺利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不蹈石达开的覆辙；毛＊泽＊东《任命》深谙彝族习俗的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率部向冕宁以北的拖乌彝族聚居地挺进。 行前，毛＊泽＊东向刘伯承叮咛再三。 而此时，正在为“‘红军’突破围堵、扬长而去”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闻《报》“‘红军’想过大渡河”而且所取之途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过的败亡之地、紫打地时，不由得喜出望外了。 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到了，决心要使“‘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于是，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 一到昆明，蒋＊介＊石即给在大渡河南北沿岸各部队发《电》，说：“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复又进入这崇山峻岭、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 同时，蒋＊介＊石估计“‘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通过彝族聚居地’走小路”。 于是，他在通往安顺场的大路上下了大本钱；《命令》前头截击部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大渡河之天险而扼守。 蒋＊介＊石还下《令》：“收缴南岸的一切船只和渡河材料，南岸民间的粮食也都被搜刮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妄图以此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困死在南岸。 蒋＊介＊石满以为摆下如此阵式后，“红军”必将重演“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悲剧。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料到；“红军”却避开了他的锋芒，没有走大道。此时，刘伯承已率“先遣队”在通往拖乌彝族聚居地的路上。 且说，刘伯承受《命》后，率部向冕宁挺进。 冕宁与大渡河之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拖乌彝族的聚居地；彝民在此世代繁衍生息，已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 可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一贯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实施军事上征剿、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因此，十分仇视汉人。 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亦然如此；彝民对汉人的猜忌、敌视甚至于种下了极深的成见，特别是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彝境。所以，刘伯承此行，确是使命不凡、肩负千斤。 五月二十二日，刘伯承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领数百名“红军”战士，在几名彝人向导的引领下进入了彝区额瓦垭口。 刚过垭口，就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走到彝海子，身后额瓦方向突然传来枪声；四周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袭来。 此时，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了；衣服也被剥光，无处藏身不敢动。” 如此，“先遣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局面，情况显得十分严重了。 此时，“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身处险境、沉着冷静，他要“红军”战士停止前进，并决不向彝人放一枪；同时，通过翻译即“通司”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 于是，部队停止前进、双方僵持着；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 “通司”认得，为首者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遂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 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集聚的彝众也受到了约束。 于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 肖华向果基约达说明：“‘红军’不同于其他‘汉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红军’大队人马路过此地，仅只为借路北上，并不想打扰彝人同胞。”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果基约达：“统率‘红军’大队人马的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 起初，果基约达半信半疑；但当获知，“红军”被剥光了衣服也不还手时，终于相信了。 同时，他见“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不像其他“汉军”那样冲进堡子就烧杀抢掠，心中的疑虑便消除了；于是，将肖华的原话回禀“果基”家族的“头人”小叶丹。 小叶丹听了果基约达《禀报》后毫无疑心，生性倔强、豪爽、善交际、讲义气的他还欣然答应了：“愿与‘红军’结盟”。 而肖华向刘伯承《汇报》后，也希望事成；特别是“结盟”之事，更是好事一桩，哪有不愿？ 于是，小叶丹东立即将刘伯承的队伍迎入寨子、以礼相待；接着，五月二十二日当晚，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子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果基”家族是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曲涅的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彝族家支之一。小叶丹是“果基”家族的“头人”，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在冕宁一带也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而具有影响力。 所以，刘伯承和小叶丹的结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拖乌彝族的聚居地创造了条件。 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后，给彝民留下了许多枪支、弹药。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三日，小叶丹则派沙马尔各子、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作向导，把刘伯承、聂荣臻的“先遣队”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 接着，“中央红军”也顺利通过了彝海子，向大渡河口前进。 如此，蒋＊介＊石的算盘又落空了。 “中央红军”过去后，彝族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报复和迫害；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与“国民党军”抗衡。 然而，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却由于“国民党军”收买了彝族中的败类邓秀廷；结果，坚持了五年之久的小叶丹被邓秀廷杀害在了冕宁的大桥镇。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聚居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经日行八十公里的急行军赶到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时，安顺场有“川军”的两个连驻守，渡口则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的一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一团政委”黎林即率该团“红二营”到渡口下游作佯攻；“红一团红一营”则冒雨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二十多分钟的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 五月二十五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 安顺场一带江面宽有百余米，两岸崖壁陡峭、江中水流湍急。“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已抢占了对岸渡口，希图据险防守。 而此时，“红一团”搜遍了整个渡口只找到一只木船，欲凭此强渡过江甚是困难。 然而，容不得迟疑，必须赶在蒋＊介＊石的援军到来之前强渡过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红一团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红二连中挑选了熊尚林、刘长发、张表克、郭世苍、张成球、张桂成、萧汉尧、曾先吉、罗会明、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等十七人组成“渡河突击队”，由“红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帅士高等四名当地船工负责摆渡，准备对大渡河实施强渡。 强渡开始前，再次强调了：“这次渡河关系全军存亡，是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所以，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晚上七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十八名勇士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奋勇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扑；炮手赵章成的两发迫击炮弹不偏不倚正中“川军”，至使“川军”溃散。 十八名勇士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川军”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然后，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 接着，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一个营，巩固了渡口。随后，“红一军团红一师”和“干部团”也由此渡过了大渡河。 十八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突破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从而，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然而，要靠仅有的一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蒋＊介＊石的追兵很快将至，形势十分严竣，这如何是好？ 于是，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贡嘎山东麓的磨西镇的天主教堂神甫房内召开会议，史称“磨西会议”；毅然决定“夺取泸定桥”，以加速“中央红军”过江。 五月二十八日，“左路军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二师红四团”接到《命令》：“限于二十九日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位于大渡河上、距安顺场约一百五十里，两岸的桥头各有木结构的古堡一座，中间用十三根碗口粗的铁链相连、上铺木板成为桥身。 相传，康熙皇帝为了加强与川、藏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而特修此桥；并错将“大渡河”之旧称“沫水”为“泸水”，取“泸”字及“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的“定”字，御笔亲书并立碑于桥头、故名“泸定桥”。 于是，“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以昼夜兼行二百四十华里山路的速度行进，终于在二十九日晨赶到了泸定桥。 此时，“四川军阀”刘文辉没有依从蒋＊介＊石之言将泸定桥的铁索炸毁，而只下令守桥的“川军”将桥面板拆除。 “红军”赶到泸定桥时，百余米长的桥面已拆去了八十余米的桥板，只剩下光溜溜十三条铁索链；别说在上面行人，连老鼠也难爬行。如此，脚下是百丈深涧，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守桥“川军”也就以为，“红军”必会畏而怯步。 然而，“红军”不畏所难！ 于是，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对“红四团”的全体指战员作战斗动员；并挑选了廖大珠、王海云、****林、刘金山、刘梓华、赵长发、杨田铭等二十二人组成“夺桥突击队”，由廖大珠《任》“队长”。 “夺桥突击队”组成后，二十二名勇士即手持短枪、肩背马刀、腰缠手榴弹，向对岸奋不顾身地冲去；他们在桥上匍匐而进，边铺桥板边冲锋。 当勇士们爬到桥中央时，“川军”在桥东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焰阻挡“红军”夺桥；可是，烈焰最旺，如何能阻得住“红军”前进的步伐？勇士们继续匍匐而行、勇往直前。 此时，守桥的“川军”早被“红军”勇士们的大无畏精神吓呆了，干脆抛下阵地、丢盔弃甲地逃遁了。 于是，勇士们顺利地占领了桥头堡。王开湘、杨成武则率“红四团”迅速扑灭了桥东头的大火，并进而攻占了泸定城。 就这样，争夺泸定桥的战斗不到一小时，便有惊无险地地结束了。 二十二名勇士夺取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顺利地越过大渡河；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欲“将‘红军’堵截在大渡河边、让毛＊泽＊东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