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孙内阁黯然倒台 蒋介石二次复出
【史要】“哈尔滨保卫战”，“孙科‘内阁’”倒台，蒋介石二次复出…… 却说，“日军”夺取锦州后，见“东三省”的袋口已被收紧；本庄繁即又《命》多门二郎的“关东军第二师团”掉头北上，以消灭尚在黑龙江省内的“抗日”武装；从而，将“东三省”全部收入囊中。 因此时，已占据舒兰与榆树了的伪“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琛澄也已率部北上欲取哈尔滨了。 于是，多门二郎只是先派出了一些飞机与装甲车给于琛澄助战，所部“第二师团”则返至奉天、长春后暂作休整。 于琛澄有了“日军”撑腰，更是耀武扬威地向哈尔滨迫进。 而已与马占山达成交易了的张景惠，见“关东军”非但攻取了奉天、长春、吉林、齐齐哈尔，而今连辽西的锦州也占据了；看来，整个“东三省”的沦陷已成定局，自己不必再有甚顾忌了，这才放胆公开《宣布》“投日”了；并于一月七日，赴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 自此，张景惠也公开投入“关东军”的怀抱了。 不久，于琛澄率部进抵哈尔滨城下，与守军丁超等部对峙。顿时，哈尔滨城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局势显得十分危急、人心惶惶了。 时在宾县的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允闻知哈尔滨情势危急，将时在依兰的李杜与冯占海招至会晤；仨人会商后，决定“由李杜与冯占海率部驰援哈尔滨”，以促使丁超“抗日”。 同时，诚允将李杜与冯占海俩人所部、组合改编为“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冯占海《任》“副总司令”。 尔后，一月十六日，李杜与冯占海即率“吉林自卫军”由依兰出发驰援哈尔滨。俩人率部抵达哈尔滨后，即对于琛澄部发起攻击。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前来驰援，即也率部反攻。 如此，李杜、冯占海、丁超三路齐进，在上号、南岗、三棵树等地与于琛澄部激战。 于琛澄毕竟是孤军深入，双手怎敌六臂？激战半天后、终于不敌，全线溃败向吉林方向逃窜。于是，哈尔滨之危解除。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协助击退于琛澄、解了哈尔滨之危，遂将俩人所部迎入城。 且料想于琛澄虽败，必不肯罢休、而定会卷土重来。为共同抗战，丁超决定“与李杜、冯占海联手”，遂将所部并入“吉林自卫军”。 于是，丁超也被《任命》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 丁超与李杜、冯占海联手后，“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与“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等人即也率部加入了“吉林自卫军”；如此，时在哈尔滨的抗战力量整合到一起了，准备为保卫哈尔滨而战。 且说，“日军”夺取锦州、“东三省”局势愈来愈恶化之时，“下野”后的蒋介石则在奉化溪口老家韬光养晦了。 蒋介石的再次被迫“下野”，确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因此，这次对他的打击比第一次“下野”时更大，令其深感沮丧。 因为，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南征北战，蒋介石非但率领“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将“北洋政府”逐出了政治舞台；并敦促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后，由其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统一了中国。此后，蒋介石又先后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实力派一个个都打趴在地；从而，削平“山头”，实行了中央集权。如此，蒋介石的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无人能撼，满以为“自己可独步天下了”。 但谁知，就在看似“自己已获全胜、再无对手，可乾纲独断了”之时，却忽因“扣押了胡汉民”而招致党内同仁的指斥；结果，反而落了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迫使自己再次《宣布》“下野”。 这确是出乎意外，可谓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了。然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相信自己“定能东山再起、重回南京”。 虽然，蒋介石在“下野”前，曾表示：“余自愿下野，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蒋介石此话，说得甚是漂亮；然而，他做的却是另一套。 先是，蒋介石在辞职当日，主持召开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 会上，他对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的“政府主席”作了新的《任命》，由听《命》于自己的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等人分别调《任》这四省的“政府主席”；从而，将此四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之资本。 接着，蒋介石又致《电》各路军的“总指挥”及其“黄埔嫡系”的“军、师长”，言：“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以《宣示》“自己‘定会回来’”。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这才正式《宣布》“下野”；然后，离宁赴浙、回奉化老家。 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对这次失败进行了反思、以吸取教训。 虽然，蒋介石明白，这次变故起因于“自己扣押了胡汉民”；可是，他觉得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因为，陈济棠等人的反叛，只是由于跟随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坚、而被人利用罢了；此类反叛，蒋介石已见过不少，不足为奇。在他认为，“粤、桂”一丘之貉，无意志、无组织，即使没有“扣押胡汉民”，其勾结发难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再说，尔后的“九·一八事变”及由此引起的“学潮”，与“扣押胡汉民”毫无关系；但却对事局的进一步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使局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见，之所以会导致失败，不仅是“自己扣押了胡汉民”之故，还另有原因；否则，不至于如此。 为此，蒋介石静思反省了许多；最后，终于有所悟。 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此次失败之原因，在于对党内同仁一意迁就，以致本人之主张不能贯彻到底；而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附逆背叛，乃无组织之显现，此其一。对于陈济棠勾结桂派、古应芬利用陈逆，日寇之‘沈阳事变’突发，皆因情报缺失未能预知而贻误大局，此其二。而事出后，干部中无一得力之人能挺身而出为余排忧解难；以致余如诸葛孔明之治蜀，每事非躬亲不可；古所谓‘股肱惰哉，庶事业丛挫哉’，焉得不徒劳而无功？政治、党务、军事、外交诸方面皆人才缺乏，此其三。又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注意，以致学潮叠起，为反动势力所用；而各地党部毫无管教能力徒增扰乱，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岂能不败？” 如此，蒋介石算是悟到了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全在于“无组织、无情报、无干部”及“忽视知识界”之故。 因此，他在另一则日记中继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就这样，蒋介石在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妙高台上，一面韬光养晦，一面静观局势变化，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重整旗鼓。 果然，蒋介石等待的时机很快就来了。 原来，蒋介石离宁时，除了对“江、浙”等省作了必要的人事调整外，还对那些尚留在南京的“亲信”密授计宜，要他们给“孙科‘内阁’”使绊；从而，迫使孙科有求于己，以利于自己的东山再起。 一九三二年元旦，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的全班人马《宣誓》“就职”。 由于，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中，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位，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国家元首”，却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因此，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任、实际上落在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内阁”肩上。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从中作梗，“孙科‘内阁’”上台后立即就处于了危机之中；特别是，巨额的财政赤字，顿时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当时，各省的财政多是由地方实力派自收自支，“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源于由其直接控制的长江中、下流的几个省。 可是，长江中、下流的江苏、浙江等富庶之地的财税，却一直来又是cao控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被称为“四大家族”的权贵手中。 以往，蒋介石当家，他的“舅子”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大连襟”孔祥熙《任》“实业部长”；所以，“南京中央政府”有钱可使。 可是，蒋介石“下野”后，宋子文与孔祥熙也都撂挑子跟着走人了。 虽说，孙科与蒋介石及诸位都有姻亲关系；但因，“宁、粤”对峙已使孙科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因此，蒋介石那管孙科的死活，立即卡住了财源。 于是，“南京中央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骤降至六百万元。 然而，“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却依旧；仅“中央政府”的办公经费每月就需四百万元，何应钦的“军政部”每月需用一千八百万元；仅此两项，财政赤字就高达一千六百万元。若再加上其他各项，财政赤字更是高得吓死人，谓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一点也不算过。 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原是“铁道部常务次长”兼“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因其身后没有“财团”撑腰、而两手空空。所以，黄汉梁上《任》后就遇到了难题；各方都伸手要钱，他却拿不出分文；这位新《任》“财政部长”也就成了“无米下炊”的“新媳妇”，如何当得？ 黄汉梁为了筹措资金以度时艰，欲向“江、浙”两省的财团借贷。 但因，“江、浙”两省的财团原就受控于“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且蒋介石离宁前就有“不得贷款给新‘国府’”的授意，谁敢违悖蒋介石的旨意而擅为？结果，黄汉梁四处碰壁、没能贷到钱。 如此，“财政部长”黄汉梁囊中羞涩、手头无钱，“孙科‘内阁’”也就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了。 “日军”进军辽西、欲夺锦州时，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索要饷粮；孙科穷得连自己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难过，哪有钱给拨？致使张学良弃守锦州有了借口，这令孙科深感困惑、徒叹奈何。 面对财政困境，孙科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之法；决定“暂停偿付历年发放、已到期了的国内公债本息”，以“挪作政府开支”之用；如此，这才算是将眼前的财政难题勉强应付了。 而此时，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了的“日本政府”，见“南京国民政府”中没见了国民党“三巨头”的影子，只由一个“有职无权、当家却作不了主”的孙科撑着台面，也就更没把“南京国民政府”放在眼里了。 因此，“日军”非但在“东三省”肆虐，更是耀武扬威地把军舰驶入长江、威迫“沪、宁”，向“中国政府”示威了。 如此，非但“东三省”已遍地狼烟；眼看着上海又似同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险，甚至于连南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当家的孙科心中岂能不焦虑万分？ 对于“日寇”的嚣张，孙科虽是心中焦虑、欲行抵抗；但因，孙科手上无军权，根本调动不了军队。而军界中的要人、特别是“黄埔系”的“将领”，都是唯蒋介石之《命》是听，根本不理睬孙科；何况，蒋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内”，他的“黄埔嫡系弟子”对此心领神会、奉若圣旨，欲《令》他们“抗日”也是断不可能。且蒋介石在离宁前，也已对他们有过密授计宜；因此，谁也不愿为孙科排忧解难；而都只作旁观者，且欲看孙科的笑话。 面对“日军”的挑衅与威胁，孙科内阁一筹莫展，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则干脆提出了“对日绝交”。 只是，如此重大的外交方针须经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政会”审议认可后方能施行。 然因，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都不在南京，国民党“中政会”几处于瘫痪；因此，陈友仁所提的“对日绝交”，空喊了一阵后，则被搁置、而无下文了。 且由于，“特别外交委员会”也随同蒋介石的“下野”而散伙了；因此，此时的外交舞台上只有陈友仁在唱独脚戏，致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显得更弱了。 而“国联”原就管不了日本，现见“中国政府”如此一副乱状，也就更是懒得管了。 所以，当“日军”又欲犯“沪、宁”时，“国联”则装聋作哑视若无睹，连原已打算的组建“国联调查团”也迟迟未见踪影。 而此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欲邀“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搞所谓的“九省联防”，以拆“孙科‘内阁’”的台。不过，蒋介石闻讯后，却觉得何成浚此举未免草率；于是，即致《电》劝阻，何成浚这才没有举事。 然而，孙科也已获此传闻；虽是虚惊一场，但毕竟如雪上加霜地令他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如此，“孙科‘内阁’”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诸方面都处于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令已是焦头烂额了的孙科深感力不从心、而叫苦不迭了；无奈之下，孙科只得分别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吁请仨人“回宁”，以“共撑大局”。 且说，蛰居在奉化溪口、静观时局变化的蒋介石接到孙科的“吁请”后，并没有急于回宁。 虽然，蒋介石也亟欲“重回南京、再登权位”；然而，觉得尚非其时。他要让孙科尝够苦头后，自己再出手；如此，方显得自己有能耐。 因此，蒋介石非但没返宁，连回复也没给，让孙科伸着脖子空盼、干着急。 而时在上海的汪精卫，早已是朝思暮想着欲“回南京、重入中枢”；所以，接到孙科的“吁请”后，正可谓是求之不得。 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倒是有点自知。 他明白，自己也如孙科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有“入堂登室”之念想，却无“旋乾纠坤”之实力。同时，他也知道，“孙科‘内阁’”之所以处境窘困，原因在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军权、财权实际上仍掌握在虽是‘下野’了的蒋介石手中”之故。因此，自己若是两手空空的独自入宁，非但帮不了孙科，却连自己也会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 至此，汪精卫似乎悟到了“当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离了蒋介石确是谁都撑不下去”，看来“这蒋介石虽是不得人心，但在此局势艰困之时，却是无人可替代他；若想使‘国民政府’渡过危难，只能靠他”；因为，蒋介石手中有钱、有枪，他人只能望其项背。 如此说来，自己若要回宁，还非得拉上蒋介石不可；否则，自己即使入宁了，也会是徒劳无功；最终，落个昙花一现、狼狈下台、一事无成。 再说，汪精卫已默认了胡汉民《宣称》的“不入宁”；若是单独“入宁”了，或会招致世人诟病。考虑到这一点，汪精卫也觉得不宜单独赴宁；因而，汪精卫决定“把蒋介石拉上、一同回宁”。 汪精卫如此想后，遂一面派人赴奉化请蒋介石“复出”，一面则装模作样地《声明》：“蒋先生不回宁，兆铭也绝不入宁。” 其实，汪精卫此话是故意说给蒋介石听的；为的是讨好蒋介石，使他愿意与自己“合作”，以便自己能“重返南京”。同时，汪精卫也欲“藉此为自己的‘入宁’”找台阶。 而此时，时在南京的“亲蒋派”吴敬恒、陈铭枢、张群等人也趁机提出“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顿时，南京城内响起了一片“请蒋回宁主政”的声浪。 至此，蒋介石觉得“复出”的时机到了。 于是，一月十三日，蒋介石离开奉化老家先到杭州；并于翌日，即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余审视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有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然汪、胡如能推诚人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极显一种自己与世无争、泰然自若的飘逸之态。 同时，蒋介石却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密召至杭，听取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活动情况《报告》。尔后，他让陈铭枢回程路经上海时，捎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 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定“回宁”了，且欲“联汪制胡”；因此，致《函》汪精卫，要其“来杭会晤”。 同时，鉴于胡汉民已利用“粤、桂”的陈济棠与李宗仁，在东南割据、自成一体；如此，“四届一中全会”后的“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算是整合了，实际上“宁、粤”仍是各据南北、分庭抗礼。 因此，蒋介石打算将曾是“‘西北军’首领”的冯玉祥也拉拢，以“利于自己复出后与胡汉民抗衡”。 为此，蒋介石派其“心腹”、曾《任》“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后卸《任》的黄郛去与冯玉祥联系；欲“利用黄郛与冯玉祥的良好私人关系，能将冯玉祥游说拉拢”。 且此时的冯玉祥，虽是走出吕梁山、又可重振雄风了；然因，他的“西北军”已经散伙、不复存在了，冯玉祥也就游离无着、只得另起炉灶。 因此，黄郛不辱使命，很快就将正欲寻觅出路的冯玉祥游说成功。 再说，此时的“中华民族”已面临了国破家亡之险，冯玉祥早对“‘中国人’自己打自己”厌倦了，只望能顺应民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因此，他爽然地答允黄郛：“大敌当前，我们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汪精卫能与蒋介石合作，我当然也能；救亡不分彼此、不分党派；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就不配当中国人！” 就这样，冯玉祥与蒋介石尽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且说，汪精卫见蒋介石要与自己会晤，也正合其意；于是，迫不及待地赶至杭州去与蒋介石会面。 于是，一月十五日下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晤面长谈；最后，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俩人商定“同返南京，共主中枢”，由蒋介石主持“军事”，汪精卫执掌“内阁”。 俩人达成交易后，为免被“粤方”指斥；遂于两天后的十七日，联名致《电》胡汉民，假情假意地要他也“北上赴京，共支危局”。 胡汉民接阅来《电》后，方知“汪精卫已背着自己、与蒋介石有了秘密接触”；揣测“俩人定是有了私下交易”，不由得心中恼火。 因此，胡汉民大骂汪精卫“背信弃义”；并决意“留在广州”，仍不愿“入宁、去与蒋介石合作”。于是，胡汉民以“身体不适，须长期休养”为由，拒绝“北上入宁”。 胡汉民的不愿入京，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又“联名”给孙科致《电》，却故意道：“俟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但同时，要孙科、何应钦等人“来杭面洽”。 孙科见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愿“入宁”了，这才如心头的一块悬石落了地。 于是，即与何应钦、张继、张静江等人一起匆匆忙忙地赶赴杭州；这既算是应蒋介石之召，也算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迎迓。 一月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张静江、张继等人在杭州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会谈。 会谈后，蒋介石、汪精卫终于应孙科的“吁请”，答应“回南京”了；同时，孙科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由汪精卫重新“组阁”。 于是，三天后的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在孙科、何应钦等一行人的迎奉下，与汪精卫一起返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因其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也就又执掌国民党的中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