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九一八辽吉失陷 不抵抗少帅自误

    【史要】“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沈阳、长春、吉林等失陷……

    却说，由若槻礼次郎《任》“首相”的“日本内阁”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刚出《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等人，见“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未能达到目的，也就打算暂不行使武力而另待时机。

    然而，“日本关东军”中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仍不肯罢休、且迫不及待了；因此，他们打算“背着若槻礼次郎、林久治郎、本庄繁等人，再制造一起事件”以作为“武力入侵‘东三省’”的借口。

    于是，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决定“再制造的一起事件、即采用‘炸毁铁路’”方式，且将地点选在了距沈阳仅有五华里的柳条湖。

    因为，柳条湖地处偏僻、不宜被察觉、便于行事；而爆炸点更是选在了距“东北军”的“北大营”仅八百米处，如此可嫁祸于“东北军”；且一旦事成，则又可迅速袭占“北大营”、进而攻取沈阳。

    为此，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又与“奉天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密谋，并拟定了实施《计划》。

    《计划》由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负责实施炸毁铁路，而驻于虎石台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负责攻取“东北军”的“北大营”，驻于沈阳的“第二十九联队”与“奉天宪兵队”负责攻取沈阳。

    花谷正与今田新太郎受《命》后，又从虎石台“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抽调了“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专事负责柳条湖的铁路爆破。

    同时，还准备了三具已被杀害的“华人”乞丐尸体，拟给套上中国“士兵”服装后、置于爆炸现场，以制造假象嫁祸于“东北军”。

    而事发时间则定于九月二十八日，因届时“北大营”四周形如青纱帐的庄稼都应已收割了，便于拥有装甲车的“关东军”行动。

    然而，直接由日本“天皇”掌控而设于宫内、负有制定“国策”之重任、由军政首长联合组成的“日本大本营”，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却认为“目前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应该再隐忍自重一年”；于是，准备派员前往中国东北去安抚“关东军”，以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

    但是，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因也赞同“武力侵占‘东三省’”；他在“御前会议”上得知“‘大本营’欲派人制止”，遂将消息透露给了“少壮派”占主导的“参谋本部”。

    果然，“参谋本部”中竭力主张“武力侵占‘东三省’”的“少壮派”闻知后，即给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连发了三封《密电》，要他们“赶在‘大本营’派人至中国东北前、采取行动”，以造成既成事实。

    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就将行动时间提前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

    于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河本末守奉《命》在沈阳柳条湖附近、距“北大营”八百米处的铁路上引爆了一枚“骑兵”用的小型炸药；随着一声轰响，“南满铁路”一截约两米的铁轨被炸毁。

    就这样，由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精心策划并一手导演的所谓“柳条湖事件”制造成功了。

    柳条湖的铁路被炸后，早已准备就绪的岛本正一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即由虎石台向“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发起袭击。

    “日军”分三路进攻，由小野正雄率“第一中队”、川上精一率“第二中队”、川岛正率“第三中队”，形同饿虎地齐向“北大营”扑去。

    因此日，驻守“北大营”的“东北陆军步兵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没在军营中，“北大营”的守护之责落在了“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肩上。

    赵镇藩忽闻爆炸声，倒是警觉地一面召集已就寝了的“士兵”以防不测，一面即向时在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

    然因，张学良已有言“凡遇‘日军’寻衅，不可抵抗”；因此，荣臻不敢下《令》“抵抗”。

    不过，荣臻又恐“真若‘日军’滋事，自己不作抵抗，岂不坐以待毙”？该当如何，倒使荣臻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最后，他觉得“还是再请示一下少帅，以免日后被追究‘贻误军情’”之责。

    于是，他要赵镇藩“等待《命令》”；然后，即又向远在北京的张学良《报告》请示、以求定夺。

    而此刻，张学良却正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中原大战’胜利一周年纪念”，在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街上的“中和戏院”内，观赏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有“伶界大王”之称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

    忽闻荣臻又有“军情报告”，张学良遂匆匆离开戏院，返回下榻的“协和医院”。

    但当闻知“仅是些不知何处的爆炸声”时，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而荣臻的《电话》扫了他“观赏梅兰芳演出”的兴致，心中未免不乐；因而，有点不耐烦地复又下《令》：“即使‘日军’挑衅，也不得开枪还击，违者严惩。”

    荣臻得此《命令》后，即向赵镇藩转达。

    “少帅”下《令》，谁敢违抗？于是，赵镇藩只得将已集合起来了的“‘北大营’士兵”解散，并下《令》：“回营睡觉。”

    赵镇藩下《令》后，睡眼朦胧的“士兵”刚被提起的精神即消懈了；然后，都带着几分困惑与不解、返回营房复又入寝，有的很快进入了梦乡。

    就在“‘北大营’士兵”回营入寝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却悄悄地迫近了“北大营”并突然发起进攻。

    当赵镇藩察觉确是“日军”来犯了，却为时已晚；“关东军”已冲入“北大营”，情况出乎意料地严重了。

    如此突变，赵镇藩来不及向荣臻《报告》了，慌乱中一时束手无策、不知所措。

    不过，攻打“北大营”的“关东军”仅有六百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却有近万；按说，“东北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虽是遭受突然袭击、猝不及防而处于被动，但仍应能击退进攻。

    然因，荣臻刚传达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赵镇藩不敢违《令》；因此，“关东军”攻入“北大营”时，“东北军”中却没人组织抵抗，任由“日军”如饿虎扑食般地在“北大营”内横冲直撞、肆意杀戮；许多“‘东北军’士兵”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都倒在了“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下，有的甚至于还在梦乡中、就魂归西天了；整个“北大营”内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守营的“东北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

    只有少数“士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无组织的抵抗如何能持久？因此，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任由“日军”杀戮而死伤惨重，未丧命的纷纷夺路溃逃入沈阳城。

    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区区六百名“关东军”仅以伤亡二十五人的轻微代价，竟将近万人的“东北军”击溃而攻占了“北大营”；这真可谓是世所罕闻、古今中外军史上绝无仅有的战例，且也是“东北军”的奇辱。

    “关东军”攻取“北大营”后，土肥原贤二即分别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电报》，谎称：“‘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引起中日两军冲突，我虎石台中队正在苦战。”

    南次郎本就支持军中“少壮派”所为，故而非但默许了，还准备再从朝鲜半岛调兵，以支持“关东军”。

    而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虽然他原不赞同“急于用武”；而今，见“中日战争”已被挑起，且军中的“少壮派”急不可耐地已将“武力入侵‘东三省’”付诸实施、木已成舟，也就只得顺水推舟地改变态度“支持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行动”了。

    于是，本庄繁随即下达了“攻取沈阳、长春、吉林”等八项《命令》。

    本庄繁下《令》后，板垣征四郎等人更可放肆而为了。

    于是，子夜刚过，九月十九日的零点五十分，早已待《命》的“关东军第二十九联队”与“奉天宪兵队”即按《计划》“向沈阳发起进攻”。

    同时，本庄繁又《命》“驻于辽阳的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协攻沈阳”。

    于是，多门二郎率“第二师团”连夜奔袭，协助平田幸弘的“第二十九联队”对沈阳发起猛攻。

    此时，由“北大营”溃败的“东北军步兵第七旅”残部已都退入沈阳城内。

    因“第七旅”在“北大营”遭惨败，退入沈阳后已全无斗志；因此，当“日军”来攻时，同样仍没作抵抗而纷纷夺路逃命。“旅长”王以哲则带了几名“副官”与“随从”，干脆由小东城门乘车，直奔北平去向张学良“汇报情况”了。

    身为“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此时也慌了神；他见情况不妙，赶紧也带了“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一班人，弃沈阳而走、逃往锦州去了。

    唯有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的黄显声，因已对“日军”有所警备；所以，此时倒是没有慌乱，即率领其警局的一干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然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毕竟不是“野战军”，如何抵得如狼似虎般的“关东军”？战不多时，终因不敌；黄显声不得不率部撤离沈阳，也退往辽西的锦州去了。

    黄显声率部撤至锦州后，即与辽西的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等八个县的警力组合成了一支“公安骑兵总队”，欲继续与“日军”抗衡。

    而来不及逃遁的则或被杀、或被俘，连“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辽宁省教育厅长”金毓敝及“‘冯庸大学’校长”冯庸等人也都成了“日军”的俘虏。

    而曾《任》“东三省总督府参事”袁金铠与曾《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赵欣伯，趁机《宣布》“辽宁省独立”，并成立了所谓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由袁金铠自《任》“委员长”。

    “日军”攻陷沈阳后，本庄繁即于当日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同时，将“沈阳”复更名为“奉天”，《任命》“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奉天市市长”；从而，开始了对沈阳的直接统治。

    如此，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也就成了个花架子。

    时在锦州奔丧、受张学良之托主持“东三省”军政要务后、正准备去沈阳的张作相，想不到自己还未启程，沈阳已被“日军”夺取了。

    如此一来，沈阳已是不能往，且“九·一八事变”中侥幸逃脱的辽宁省军政要员都汇聚到了锦州；因此，尚在锦州的张作相也就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改设在了锦州；如此，锦州遂成了“东三省”新的军政中心，张作相则留在锦州了。

    倒是，张作相的“族弟”、时《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旅旅长”张作舟和张作相的“外甥”、时《任》“东北边防军副长官公署直属警卫团团长”冯占海，此时皆随同张作相也在锦州奔丧；“九·一八事变”突发后，俩人忧心“吉林也会有失”，遂向张作相告辞后、匆匆地返回吉林去了。

    果然，本庄繁坐镇沈阳后，即又《命》多门二郎率“第二师团”攻打长春了。

    此时，驻守长春的是时《任》“吉长镇守使”兼”东北陆军步兵第八旅旅长”李桂林所部，而在长春的南岭则驻有穆纯昌的“炮兵第十团”。

    由于，穆纯昌的“炮兵团”拥有数十门重炮，对于进攻长春的“日军”是一种威胁。

    于是，多门二郎派遣谷部昭吾的“第三旅团”偷袭南岭，打算先将穆纯昌的“炮兵团”解决了，以消除威胁后再攻取长春。

    谷部昭吾则将“偷袭南岭”的任务交给了大岛陆太郎的“步兵第四联队”，并调驻于公主岭的若松晴司的“骑兵第二联队”协攻。

    于是，九月十九日凌晨，大岛陆太郎与若松晴司联手对南岭实施偷袭并一举成功。

    穆纯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勉强抵抗了一阵后，被迫率残部退往长春南郊的新立城一带；南岭的炮兵阵地则丢失了，三十六门重炮均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日军”攻占南岭后，即又攻打长春的宽城子。但这次，却遇到了李桂林所部“东北军步兵第八旅第五十团”和“第六十三团”的顽强抵抗，一时急切难下。

    然而，就在中日两军在长春的宽城子对峙之际；时《任》“吉林省公署参谋长”熙洽却给李桂林来了《电话》，言：“奉‘少帅’之《命》，‘东北军’一律放弃抵抗。”

    因为，张作相回锦州老家为“父”奔丧时，将吉林省的军政大权均交由时《任》“吉林省公署参谋长”熙洽代理。所以，接听熙洽的《电话》后，李桂林只得遵《命》；何况，熙洽说是“奉‘少帅’之《命》”，李桂林更不敢不听了。

    于是，李桂林立即下《令》尚在抵抗的部属“放下武器”；如此，长春也就又被“日军”占据了。

    其实，熙洽的所谓“奉‘少帅’之《命》”实是谎言，张学良并无直接给他下过此种《命令》。熙洽之所以如此，乃是他自己有意“投日”之故。

    原来，熙洽出身于“满清皇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属“正蓝旗”人。“清皇朝”灭亡后，熙洽与不甘心灭亡的“满清”余孽“宗社党”暗中仍有联系，常思“满清”复辟，只是苦无机会。

    张作相为奔丧将吉林省的军政大权托付给他后，无疑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然而，熙洽也知道，“宗社党”虽想复辟“满清”，但毕竟手中无兵、力不从心；欲达目的，还得借助外力。

    而今，“日本人”与“东北军”开战了，且已占领了沈阳与长春；看来，张学良乃至“国民政府”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那么，自己何不主动与“日本人”合作，假手于“日本人”将张学良赶走，“复辟‘满清’”岂不有指望了？如此天赐良机，若是错失了、岂不可惜？

    且熙洽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与曾为“教官”、时《任》“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因此，熙洽打算“利用与多门二郎的这层关系”，希求与“日本人”合作，以助自己达目的。

    于是，熙洽派人主动去与多门二郎联系，表示“愿意合作”。

    熙洽此举，正是“日本人”求之不得；于是，即给熙洽回音“允诺”，只是要他“劝降尚在长春抵抗的‘东北军’”。

    同时，由多门二郎亲自前往吉林，去与熙洽所谓的“合作”。

    熙洽为求所谓的“合作”，当然无二话；因此，他就给李桂林去了《电话》，诳称是“奉‘少帅’之《令》”要李桂林“放弃抵抗”。

    果然，李桂林信以为真了。

    就这样，熙洽哄骗李桂林放下武器，算是给了“日本人”一份见面礼；接着，他自己准备“迎接多门二郎前来吉林‘合作’”了。

    然而，就在熙洽准备“将‘日军’请来吉林”时；谁知，张作舟与冯占海却匆匆地返回吉林了。俩人的返回，将熙洽的《计划》打乱了。

    因为，张作舟与冯占海皆是“张氏”家族人，熙洽揣度“俩人必不会随同自己去与‘日本人’合作”；而熙洽欲“迎多门二郎来吉林”之意已决，不愿错失良机；因此，熙洽只得“设法将俩人支开”，以免碍手碍脚。

    好在，此时的熙洽掌有张作相托付的吉林省军政大权；于是，熙洽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张作舟的“第十旅”与冯占海的“警卫团”都调离出城，驻到团山、龙潭一带，以免“与前来‘合作’的‘日军’”发生冲突。

    熙洽将张作舟与冯占海部都调离出城后，即召开“紧急会议”，提议“迎接‘日军’多门二郎‘师团’前来合作”。

    时有“吉林省民政厅长”诚允对于熙洽的“卖国”之举严辞斥责，不愿同流合污，愤而退场去往哈尔滨东面相距百里的宾县。

    熙洽遭诚允斥责，甚是尴尬。然因，诚允是熙洽的“表兄”，虽受其斥责却感无奈，只好任由他去。

    诚允离去后，熙洽这才开门揖盗、将多门二郎所率的“关东军”迎入。于是，九月二十一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吉林。

    熙洽与“日本人”合作后，即《通电》声明：“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同时，宣布“吉林独立”；熙洽自《任》“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

    就这样，熙洽名为“独立”，却因与多门二郎的所谓“合作”而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熙洽投敌后，尚驻于吉林城外的张作舟与冯占海耻于再与熙洽为伍，决定“与熙洽分道扬镳”；且见熙洽已将吉林拱手让于“日军”，团山、龙潭等地距吉林太近而难再久留。

    于是，俩人愤而离开吉林；张作舟移驻榆树，冯占海去往舒兰；如此，成犄角之势、以可相互呼应。

    而在锦州的张作相闻知“熙洽投日”后十分气愤，恨自己不该“将吉林的军政大权交给熙洽”；但事已至此，悔又何用？

    为弥补过失，张作相赶紧下《令》，“尚在吉林的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令》”。同时，《任命》时已前往宾县的诚允为“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

    诚允受《命》后，即在宾县另建“吉林省临时政府”，以与熙洽抗衡。

    然而，熙洽投敌后；曾在宽城子作过抵抗的“东北军步兵第八旅旅长”李桂林与“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吉林省建设厅厅长”孙其昌、“东北省防军第一旅旅长”兼“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等人，已在熙洽的劝导下也都附逆了。

    因此，张作相的《命令》可谓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无济于事。

    而时《任》“东省特区行政公署长官”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张景惠，“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在沈阳经三路的私宅内。

    坂垣征四郎觉得张景惠可用，即经日本“浪人”新井武夫从中联络后，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密访了张景惠。

    坂垣征四郎要张景惠“速返哈尔滨”，《宣布》“独立”以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与“日军”合作。

    张景惠当即“同意”，并表示“愿为‘日军’效劳”；只是，要求“‘日军’能提供武器”，以帮助他扩充警察部队。

    坂垣征四郎也即答应“给其三千支枪”，并介绍其“去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进一步接洽”。

    第二天，张景惠返回哈尔滨。接着，就在其寓所召集“部属”商议“东省独立”事宜；虽然，其“部属”存有意见分歧，致使连开了三天会议后、才勉强统一意见、同意“独立”。

    于是，九月二十七日，张景惠步熙洽后尘，也在哈尔滨《宣布》“东省独立”，成立了所谓的“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张景惠自《任》“会长”。

    接着，张景惠招募了二千五百名警察，用坂垣征四郎给的枪编成了五个“警察大队”，以维护哈尔滨的治安。

    熙洽与张景惠相继《宣布》“独立”后，驻于洮南、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张海鹏也心动了。

    张海鹏是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易帜”后曾向张学良谋求“黑龙江省省长”之职；然而，张学良却让其“亲信”万福麟出《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张海鹏因未能如愿而心中不爽。

    于是，十月一日，张海鹏紧步熙洽与张景惠俩人后尘、效法而行，在洮南也《宣布》“独立”，并自称“边防保安总司令”。

    就这样，留驻“东三省”的“东北军”各部将领，或弃守溃逃、或投敌附逆、或《宣布》“独立”、或移驻他方；一时间，呈现了一片乱哄哄的“树倒猢狲散”之状。

    如此，倒是让“日军”省了许多力。

    日本“关东军”只用了三天时间，在兵力远不及“东北军”的情况下，非但攻取了沈阳、长春、吉林；接着，又轻易地取得了“南满铁路”沿线的营口、海城、铁岭、抚顺、公主岭、通辽、敦化等地。

    至此，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已经陷落，“日军”以“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第一阶段《宣告》成功。

    自此，日本明目张胆地开始了“武力侵犯中国”；因事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故史称“九·一八事变”；又因，事发地是沈阳，故又称“沈阳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领土逐渐被“日本军队”蚕食与吞噬。而“日本政府”则被“日本军界”、特别是“关东军”中的“好战分子”所裹挟，登上“军国主义”的战车，开始了驶向企图“征服‘满蒙’、征服亚洲”乃至“征服世界”的危险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