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蒋介石东山再起 共产党年关暴动
【史要】南京“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东山再起；中＊共＊举行年关暴动…… 却说，李济琛与汪精卫一起离粤赴沪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不意，刚抵达上海，李济琛就接到黄绍竑从香港打来的《电报》，这才得知广州发生兵变；至此，李济琛方知自己上了张发奎的当。 恼羞成怒的李济琛立即《通电》斥责“张、黄事变”是“无视国民党中央的叛逆行为”，并指称“此事变是‘张、黄’俩人与共产党串通，受‘苏俄’指使所致”。 因此，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发兵征讨”，并《电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反攻”，务必将广州夺回。同时，《电》请与己交好、尚在日本养病的陈铭枢“回国，协助对付张发奎”。 于是，陈铭枢回到福建、复任“第十一军军长”，准备率部入粤、助李济琛征讨张发奎了。 而李宗仁闻报广州“张、黄事变”后，也感到情况严重。 因为，广东的李济琛是“桂系”的盟友，且得手后的张发奎出言不逊、指名道姓地将矛头对准了“桂系”；看来，不可等闲视之。 于是，李宗仁与白崇禧商议后，即也《致电》黄绍竑，要他“速回广西，率其第十五军由西江东进”，以与陈济棠部一起对广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同时，派“飞鹰”号等舰南下广东，以助李济琛讨伐张发奎。 顿时，广东又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了。 而此时的张发奎也已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应对李济琛与“桂系”的来犯，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但是，为了澄清李济琛诬其“与中＊共＊串通”之说，张发奎在备战的同时，只得又一再通电《声明》：“自己绝无与中＊共＊有任何联络。”并竭力宣称：“此次‘铁军’举事，乃被‘桂系’所迫；自己只是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而仍服从‘国民党中央’。” 为此，还《电》请汪精卫“回广州主持大局”，以证明自己“对国民党中央忠心不贰”。 此时，已在上海了的汪精卫则也竭力为张发奎辩护。 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张、黄’俩人与共产党有染，乃是因张发奎、黄琪翔与黄绍竑意见相左所致。时黄绍竑欲遵照‘特委会’《决议》，率两广军队入湘讨伐唐生智；而张发奎、黄琪翔则认为，‘西征’唐生智纵是有必要，但也应是由党中央下《令》；若是奉‘特委会’之《命》，岂不是让‘特委会’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黄绍竑不听所言、欲以武力压服，遂引此事变。故而，广州‘张、黄事变’，其责任当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试问，若当时没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开而另立了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何来‘宁、汉战争’与‘张、黄事变’？所以，当务之急不在于讨伐张发奎；而应立即解散不被党内同仁认可的‘特别委员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恢复和维护党权；否则，党内纷争将永无宁息，何时得了？” 汪精卫的这番话锋芒毕露，非但替张发奎辩护了，还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把持“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并对“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后，他的亲信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仁、王乐平、潘云超等人也即在不同场合发言以“对汪精卫支持”。 一时间，原来对“张、黄事变”的谴责、讨伐声顿时被“对于‘特别委员会’合法性的质疑声”湮没了，这令李宗仁甚是头疼。 汪精卫等人的攻击确实将李宗仁激怒了，“特别委员会”是李宗仁用以cao控权力中枢的工具，岂愿轻易放弃？且因为，“西山会议派”对于汪精卫提议的“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却是竭力抵制；因此，李宗仁决定再与“西山会议派”联手对付汪精卫。 于是，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在南京举行‘国民党联席会议’”，欲以此抵制“‘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同时，李宗仁召集谭延闿、孙科、白崇禧等人会议，关照道：“非到万不得已，‘特委会’不可停权。” 如此一来，汪精卫跟“桂系”及“西山会议派”之间就“应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还是‘国民党联席会议’？”又争执不休了。 而此时，已从日本返回国内了的蒋介石却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次“旨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导长”丁惟汾遵照蒋介石的授意，与该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及曾在江西组织过“A＊B＊团”的段锡朋一起，以召开“‘西征’胜利庆祝大会”之名，发动“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举行了一场“旨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运动。 会上，“中央党务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发表演说，激烈批判了“特别委员会”及“西山会议派”；会后，在谷正纲的指挥下举行了示威游行。 谁知，游行至第一公园门前的复成桥时；早已严阵以待的驻宁“桂军”进行了武力阻止，并开枪射杀了“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熊强、周颖等多人；从而，酿成了一起“南京一一·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组织了“‘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并喊出了“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严惩凶手”、“为死者复仇”等口号。 上海、安庆、南昌等地都给予了响应，且矛头都指向了“特别委员会”。 时任“特别委员会常委”谢持等多名“西山会议派”人士见情况不妙，恐引火烧身即都悄然离开南京、溜走了；如此一来，“特别委员会”只有“桂系”的廖廖几人了，也就自行停权。 李宗仁见“西山会议派”打退堂鼓了，自知独木难支、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于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出击、对付“桂系”的第一个回合算是取胜了。 蒋介石见“特别委员会”被击垮了，自己“复出”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消除，心中大悦的蒋介石则又忙于去与宋美龄完婚了。 十二月一日婚礼后，蒋介石竟然又与宋美龄一起顾自去杭州莫干山度蜜月，却没有出席由他提议、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令众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十二月三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终于在上海召开。 这次，“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已有了充分准备；会议第一天，李宗仁等人抢先对汪精卫发难。 他们仍咬住汪精卫不放，责问：“‘张、黄’俩人即使未与中＊共＊有直接勾结，但俩人所部中容有大量的中＊共＊党员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中＊共＊何以能在南昌成功举行起义？且据说，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而这一切，皆因汪精卫怂恿、放纵所致。” 据此，李宗仁等人即提出了：“凡有‘通共、容共’之为者，应已丧失了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欲以此将汪精卫等人拒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门之外，这无疑是对汪精卫的又一当头棒喝。 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即回以：“‘特别委员会’已停权，党内个别派系无权决定与处置有关‘二届四中全会’之事宜。” 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预备会’期间，凡军、政要事均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有权裁决。” 如此，双方又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吵吵闹闹地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即因李宗仁、谢持等十多人《宣布》“退席”，“预备会”未能继续开下去、而被迫“休会”。 汪精卫与李宗仁在“预备会”上的交锋虽然没分胜负，但汪精卫心中确是有点虚了。 因为，他也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曾与中＊共＊有过的密切合作、确是自己的致命伤；而现在，已公开“反共”了的汪精卫，很忌讳被人戴上“联共”或“容共”等“红帽子”；虽然，过去了的事情可既往不咎；但是，若真如“桂系”所指责的“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那么，李宗仁必会抓住这个把柄穷追猛打；自己也就有口难辩，下一轮再与“桂系”的交锋中则必败无疑了。 为此，汪精卫觉得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自己尚得小心为上，得关照张发奎别在这一点上捅了漏子。 于是，汪精卫欲致《电》张发奎，要他“务必在第四军中实施‘清党’，以免授人以柄”；而为防走漏风声，特意派遣他的“妻子”陈璧君“亲赴广东”，当面向张发奎传达自己的《指示》。 汪精卫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准备如何对付“桂系”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预备会”，致使汪精卫在与李宗仁交锋时感到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他觉得应在“预备会”复会时设法把蒋介石请出，以共同对付“桂系”。 于是，汪精卫等人四处放话、要“请蒋介石出山”。 而受到“安＊国＊军”威胁的冯玉祥、阎锡山都致《电》蒋介石“力促他‘出山’”，以共同对付张作霖。 至此，尚在莫干山度蜜月的蒋介石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了；于是，他抛出了一份《致各委员书》，称：“国民革命之劲敌，决非军阀与共产党，唯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权威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拨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武力既可为党之保障，亦可为扩充自己权势之工具；吾人今日必须尽力促进武装同志之觉悟，防止政客捣乱、把持，确定建立党的中央，提高党权，申明党纪。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因所反对，即不能捐弃过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极抵制全体会议，亦无可谅恕。” 蒋介石的《致各委员书》中，虽以“武装同志、政客”泛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桂系”的，并对于李宗仁、谢持等人的“退席”而致使“预备会”休会、无可谅恕的消极抵制“全体会议”的行为予以了指责。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对“桂系”发难了；李宗仁自知难以再抵制，只得同意“‘预备会’于十二月十日复会”。 “预备会”复会后，汪精卫则干脆提出了一个《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声称：“此职乃去岁兴师‘北伐’之际，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于蒋同志者；蒋之能胜任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证明。中间虽经‘宁、汉分裂’，情形扦格，然自‘宁、汉合作’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释，国民革命诸部队同归蒋节制，决无稍待冀图之理。唯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 同时，汪精卫为表明自己的真诚，还指示陈公博“从广州的‘中央银行’中支出五十万元钱”作为蒋介石复职经费，竭尽了对蒋介石的阿谀奉承之态。 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力促“请蒋介石复职”。 《电文》言：“玉祥、百川拟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 接着，何应钦、李济琛、刘湘、杨森等人也纷纷《通电》表示“要求蒋介石复职”；顿时，一股“要求蒋介石复职”的浪潮在国民党内涌起，不亚于一年前国民党内的“迎汪复职”之势。 虽然，李宗仁很不宁愿看到蒋介石“复出”，也知道汪精卫等人的用心所在；但是，面对一片强烈“要求蒋介石复职”之声，李宗仁不知所措了。 他知道，在此情势下，蒋介石的“复出”已是众望所归、难再阻遏；自己纵有不悦，也难以违悖众意；因此，李宗仁不得不故作姿态也表示了“欢迎蒋介石复职”。 只是，时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第六军军长”程潜，因与蒋介石有隙而反对他“复出”；不过，这已无碍于蒋介石的东山再起。 于是，十二月十日，即“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复会的第一天，汪精卫提议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顺利地通过了。 就这样，蒋介石在蛰伏五个月后、终于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 与此同时，汪精卫等人“要求解散‘特别委员会’”的《决议》也被通过；从而，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这场政治博弈，结果以蒋介石的胜出、李宗仁的败北而告终。 且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失利后，中＊共＊广东省委本打算配合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落空了；因此，不得不于十月十二日发出了“‘广州暴动’计划应即停止”的《指示》。 然而，已从粤东普宁脱险后回到香港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却不赞同这个《指示》。 于是，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香港召集了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 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指出：“不应因‘南昌起义军’南下受挫失败而气馁，而更应坚决勇敢地扛起工农革命的大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且要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后起义军一律称‘工农革命军’；不要再用‘青天白日’旗，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用由‘斧头、镰刀’为标帜的红旗。” 遵照“联席会议”的这一精神，中＊共＊东江特委即于当天下达《指示》，将“坚持在粤东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仍由董朗任“师长”。 从而，原来沿用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被抛弃，举起了用“斧头”与“镰刀”为标识的红旗，故简称“红二师”。 接着，“联席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最近工作重心仍是开展‘工农运动’，并要在适当时候再举行‘广州暴动’”。 十一月九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人参加。 会议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党内的悲观思想；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了低潮时期，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仍利于开展‘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不该因‘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而低落，而更该高涨”。 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并要求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主导，以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同时，指出“要从根本上重造党、强健党，严厉整顿政治纪律”。 为此，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六个决议，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而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被认为“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员作出了严厉的处分。 张国涛受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指导起义时，因对“起义能否成功”持怀疑、而不执行中央《命令》；故而，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终止了向长沙进军，被视为“逃跑主义”而究责，被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彭公达也因“支持毛＊泽＊东＊撤退、且下《令》取消‘长沙起义’”，也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之职；同时被撤职的还有“湖南省委委员”易礼容、夏明翰等人。 而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时，背离党的方针、一直反对“土地革命”政策；且其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人联络，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所谓的“第三党”；并在知识分子中广为宣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往。据此，认为谭平山“已完全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故而，给予了比他人更为严厉的处分，“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即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章伯钧、“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季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被时人称为“第三党”的“中华革命党”，旨在“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且此时，已远在莫斯科了的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 因谭平山与邓演达等曾共事于“武汉国民政府”，且所主张接近、意气相投；故而，虽相隔重洋却保持着联系，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会议还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苏联。 然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直是秉承“共产国际”意志行事，到头来却担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心中甚感窝囊；因而，不愿去莫斯科再看那班“洋大人”的脸色，也就拒而不往。 “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即于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指示“湘、鄂”两省“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发动新的暴动”，即欲称的“年关暴动”。 中＊共＊“湘、鄂”两省的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后，立即着手组织并付诸实施。 其实，此前的十一月十二日，在鄂中北的天门、汉川两县，由“中＊共＊鄂中特委书记”王平章及刘子谷、杨其祥、杨思盛、程棣华等人领导下，已举行了“天汉起义”。 第二天的十一月十三日，在鄂东北的黄安、麻城两县，由“中＊共＊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及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潘忠汝、戴克敏等人领导下，又举行了“黄麻起义”。 同日，在鄂中南，由“中＊共＊石首县委书记”李兆龙及段德昌、吴先洲、屈阳春等人领导下，也举行了“石首起义”。 年关暴动《指示》下达后，“湘、鄂”两省内即又有一些地方举事了。 十二月五日，在鄂北，由“中＊共＊云梦南区区委书记”金秉衡及王荣甲、徐文汉、刘光林等人领导下，举行了“云梦、四维起义”。 十二月十日，在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直接指导下，由“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与欧阳燮、叶魁、曾华湘等人，在湖南长沙也举行了被称为“灰日爆动”的“长沙起义”。 只是，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对“湘、鄂”等地已加强了防范；所以，这些起义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长沙、灰日爆动”中更是有一千多人惨遭杀害，连王一飞、涂正楚等二十多名中＊共＊湖南省委、中＊共＊长沙市委的领导人也都不幸被捕牺牲了，损失甚是惨重。 倒是“黄麻起义”的队伍，起义成功后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虽然，“鄂东军”也遭到了“国民政府”派遣的“第三十军独立旅”和“第十二军教导师”的围攻；甚至于，“鄂东军总指控”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但最后，“鄂东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了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才将这支队伍保存了下来。 尔后，“鄂东军”一直转战于湖北的黄冈、罗田、黄陂、孝感、黄安、麻城及河南的光山等地，为后来中＊共＊创建“鄂、豫、皖”苏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