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许克祥马日事变 莫斯科五月指示
【史要】蒋介石再举“北伐”，王天培“徐州大捷”；许克祥“马日事变”；莫斯科“五月指示”…… 却说，“武汉国民政府”举兵再“北伐”的同时，蒋介石也于五月一日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正式宣布“继续‘北伐’”；然后，兵分三路北上迎战。 第一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率杨杰的第六军、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曹万顺的第十七军及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陈继承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等部，由镇江过江攻取扬州，然后进军淮海。 第二路军由蒋介石自《任》总指挥，而以白崇禧代理；率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贺耀祖部扩编的第四十军及刘峙的第一军第一师、陈诚的第一军第二十一师等部，由常熟渡江，沿津浦铁路北上。 第三路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率其部将李明瑞的第七军第一师、胡宗铎的第七军第二师、钟祖培的第七军第三师及王天培的第十军、王晋的第二十七军等部，从芜湖渡江解合肥之围；然后，沿陇海铁路进军抄袭“直、鲁联军”侧背。 同时，将已归附的原“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也划入了第三路军。 接着，蒋介石的三路“北伐军”相继过江。 何应钦率第一路军从镇江过江、攻取仪征后就直扑扬州，与占据扬州的孙传芳部激战，必欲将扬州夺回。 而白崇禧所率的第二路军则从常熟渡江后，沿津浦铁路北上。 刘峙的第一军第一师更是一路捷进，很快就抵达扬州东侧仅有数十里之遥的江都；从而，与第一路军配合对扬州形成了钳形夹击之势。 孙传芳见势不妙，只得弃扬州向北逃遁。 扬州收复后，何应钦与白崇禧又率部、分路乘胜进击穷追不舍。 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又连克高邮、淮阴、沐阳等地，直抵“苏、鲁”边境的新沂。 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则克复了兴化、建湖、涟水、灌云等地，兵锋也抵达了海州。 何应钦、白崇禧率部痛击孙传芳之时，李宗仁的第三路军也起兵了。 然因，合肥被围待援甚急，而李宗仁此时尚在安庆、大有远水近火之虞；因此，李宗仁以王天培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命》其率已集结于芜湖了的第十军及王晋的第二十七军火速前行去解合肥之围。 于是，王天培与王晋率部即从芜湖过江，一举攻取了巢县、含山等地后，又昼夜兼程直扑合肥；然后，在肥东的梁园一带与“直、鲁联军”的许琨、马济等部展开激战。 困守于合肥的马祥斌见援兵到来，军心大振即率部进行反击。 而李宗仁命王天培先行后，自己则也亲率第七军与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立即从安庆与池州过江，攻克了桐城、庐江、舒城后抵达肥西。 此时，王天培与王晋合力苦战数日已攻取了肥东，“直、鲁联军”不敌纷纷败北；肥东克复后，合肥之围即解。 接着，李宗仁的第三路军乘胜追击，又连克陶湖、长丰、淮南、凤阳，直扑蚌埠。 驻于蚌埠的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与败退的许琨狼狈地溃往宿州；然后，干脆退入鲁南去了，蚌埠即又被李宗仁所取。 而马济逃往定远的大青山一带，却被当地的“红枪会”杀死了。 就这样，李宗仁的第三路军一举成功，非但解了合肥之围，还大败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后收复了安徽大部。 只是，马祥斌从合肥脱围后，率部奋进又一举收复了皖西的亳州、阜阳、太和等地；驻在该地的袁家骥与张敬尧见退路被截，只得作权宜之计向马祥斌投诚；马祥斌见得地后又能收降心中大悦，却疏误了对俩人的戒备；后来，袁家骥、张敬尧趁马祥斌不备，将其劫持押往济南向张宗昌邀功；结果，马祥斌被张宗昌杀害。 “直、鲁联军”溃败后，王天培仍穷追不舍并挥师直扑徐州。 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张宗昌与孙传芳派有重兵扼守，在徐州外围濉溪口、黄山头、夹沟、元山等地布下了两道防线必欲死守。 不过，王天培的第十军士气正盛；虽然，兵力少于徐州守军但却愈战愈勇。 经过一番激战后，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与教导第三师师长潘善斋、独立一团团长罗启疆合力攻占濉溪口，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与教导第二师师长颜德基、独立第三团团长向锡之也攻下了黄山头；同时，夹沟、元山等地也相继被第十军夺取，徐州外围的两道防线即被突破。 不久，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攻下新沂，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夺取海州；然后，二人率部迅即掉头来合攻徐州了。于是，三路“北伐军”合力向徐州发起猛攻。 “直、鲁联军”不敌死伤惨重，被迫弃城溃入山东境内。 就这样，经过十四天的激战，“北伐军”终于取得了“徐州大捷”。 而王天培的第十军因在此役中获得了歼敌万余、俘敌两万的辉煌战果而声名大振，遂与张发奎的第四军齐名并称为“铁军”了。 “徐州大捷”后，王天培又率部向山东进军。 “直、鲁联军”徐州大败后已是闻风丧胆，见“北伐军”来攻皆不战自退，张宗昌与孙传芳甚至于逃往直隶的临城去了。 于是，第十军又连克滕州、邹城、兖州、泰安，兵锋直指济南。 然而，就在王天培一路凯歌、雄心勃勃地欲直捣黄龙之时，忽而接到蒋介石要他“停止前进”的《命令》。 对此，王天培甚是不解；但因，王天培格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得遵照执行、驻军止步了；从而，让惶恐不安的“直、鲁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蒋介石之所以要如此，自有其考虑。 因为，此次再“北伐”，蒋介石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所关注的仍是“反共、清党”及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之争”。 现在，“直、鲁联军”大溃，来自北面的威胁已消除；也就觉得该回过头去再对付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了，而不必将过多的精力、时间投在与“北洋军阀”的征战上。 而现在，唐生智已率部深入河南，两湖兵力空虚；因此，蒋介石觉得这是可乘之机；于是，他《密令》驻于万县的杨森沿江而下、攻打武汉，自己则也准备班师回军了；故而，这才《命》王天培“停止前进”。 不过，蒋介石班师前仍念念不忘“反共、清党”；于是，他接着又给王天培下了第二道《命令》，要他“将第十军中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 对于这道《命令》，王天培却犹豫不决了。 虽然，王天培也知道自己军中确有许多不为蒋介石喜欢的中＊共＊党员；但是，那些中＊共＊党员在战场上个个都是好样的，包括“徐州大捷”在内的历次战斗中都有他们的功劳；而今，蒋介石居然要对他们下手，岂不是卸磨杀驴、于心何忍？然而，蒋介石已下了《命令》；看来，自己是处在了违令不可、下手不忍的两难境地，这可如何是好？最后，王天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觉得，既然蒋介石容不得共产党，那就让他们走吧，自己可不愿背卸磨杀驴的臭名。 于是，王天培设法将自己军中的中＊共＊党员秘密送走，而乔称是“有人走漏风声”所致；欲行瞒天过海之计，以对蒋介石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然而，王天培此举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只因，此时的王天培因战功而名声大振，蒋介石一时奈何他不得；但从此，蒋介石将王天培视为眼中钉而必欲拔之了。 且说，蒋介石欲打“武汉国民政府”的主意之时，“两湖”的军、政界中也有一股势力已在暗中酝酿着要步蒋介石后尘“反共”了。 原来，此前，在“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各地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尤以湖南的“农民运动”为最。 “农民运动”的蓬勃掀起，势必会冲击到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在农村中的基础；当贫苦农民直起腰板求翻身之时，社会现实中也就会上演许多劫富济贫的戏，各地的土豪劣绅势必要倒霉了；有许多豪绅则被戴着高帽游了街，那些有血债或民愤较大的甚至于会被偿命送死。 因此，有人就疾呼“糟得很”了。 而政府与军队中那些稍有头面的人物大多是望族、豪坤出身，其家族中免不了会有人落到这种地步。 且此时，革命军中的一批军官，他们有钱、有势后便在乡村买田置地，大多也都已成了暴发的地主；有的军官亲属，因家族中有人在外带兵，他们则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也就被乡民视为“土霸劣绅”了；以至于，时在“湘、鄂”流行“国民革命军中，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之语。 为此，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得不主张约束“工农运动”，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 然而，各地的“农协”负责人却觉得“如果把军人家属例在‘土豪劣绅’以外，那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因此，仍我行我素地没把鲍罗廷的话当会事；只是，如此一来，势必就触犯到了革命军中许多军官的切身利益。 而一旦那些军官家族中有人遭遇此类不幸，他们就会归咎、迁怒于倡导和发动“工农运动”的中＊共＊，进而甚至于用仇视眼光看待并蓄意报复，唐生智的部将、留驻汉口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是其中一例。 何键的父亲是湖北醴陵的豪绅，不可避免地也在这场席卷“湘、鄂、赣”的“工农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何键因此而充满了仇恨，也就早已想跟随蒋介石“反共”并镇压“工农运动”以泄私愤。 只因，“武汉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左派”掌权而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至今，“武汉国民政府”仍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唐生智的态度，却是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明显的反蒋；因此，作为其部下的何键虽然心怀怨恨但却一直不敢妄为擅动。 而今，唐生智率部“北伐”挺进河南远离武汉了；何键觉得到了可动手的时候，这才放胆地在汉口邀集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密商，将自己所思和盘托出，欲在武汉滋事。 虽然，李品仙、周斓俩人与何键一样皆出身豪门也有同感。 然而，周斓觉得此事重大，须先向唐生智报告后才可动手；而李品仙是受唐生智重托坐镇武汉，当然不想在自己的辖地闹出乱子，也就没予“赞成”。 李品仙、周斓俩人的态度令何键甚是失望，倒是出身贫寒的夏斗寅反而对其所议表示了“支持”。 夏斗寅有“皮包将军”之称，那是因为在一次败阵逃亡途中让他捡了一皮箱的钱钞；于是，他用这笔钱招兵买马拉起一支队伍后发迹了。 发迹后的夏斗寅忘了自己的“草根”，因此表示了对何键所议的竭力“赞同”。 不过，何键见李品仙与周斓没予支持，觉到欲在武汉滋事已是不成；因而，此次商议也就无果而散。 然而，何键并不甘心，转而又将目光注意到了湖南长沙。 因为，自己在湖南驻军多时有较厚的基础；且湖南是“农民运动”闹得最厉害之地，一旦滋事必有人响应。 而“武汉国民政府”在长沙驻军不多却是鞭长莫及，也就易于成事；再说，在湖南滋事，即使唐生智事后追究，自己也有不在场可作托词。 如此权衡后，何键主意定了；于是，即派遣第三十五军军部参谋余湘三前往湖南长沙筹办此事。 余湘三是何键的心腹，受《命》后当然尽力而为。 余湘三到长沙后，即与代理湖南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商议；张翼鹏与何键、余湘三有同乡并师生之谊也就表示“支持”。 然因，此时的他手下却无兵马，不免有点一筹莫展。 恰此时，周斓的部将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在湘潭整训，余湘三也就想到了他。因为，许克祥亦是“豪门”出身，必也仇视中＊共＊与工农、当可为用。 于是，余湘三向张翼鹏建议，可以“增防长沙”之名，将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调入长沙以成事。 果然，许克祥调入长沙后，悉知何键、余湘三、张翼鹏的意图，即产生共鸣；原来，乃父在湘乡刚受过打击，许克祥心中的仇恨尚未发泄；故而，甘心情愿地担当“反共”的急先锋了。 就在余湘三策动许克祥准备在长沙“反共”之时，夏斗寅却在宜昌急不可耐地举事了。 原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在何键邀集的汉口密会上，见李品仙、周斓等人畏首畏尾地不敢“反共”，觉得这些同僚实在太窝囊。 夏斗寅却是“反共”心切、不甘心就此罢休，回到宜昌后思虑再三，决定趁着唐生智率军“北伐”入豫了、湖北兵力空虚之机，干脆起兵倒戈投靠“南京国民政府”算了，以便可随同蒋介石“反共”。 于是，五月十七日，正当“北伐军”在豫北鏖战准备攻取洛阳、郑州等地时，夏斗寅却在宜昌反水了；然后，率兵沿长江而下直扑武汉。 夏斗寅反水后，鄂西的大门即向四川敞开了。 此时，驻于万县的杨森自从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早已枕戈待旦；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在鄂西已布兵设防，才不敢贸然轻进。 而今，鄂西的大门忽然向他敞开了；杨森始而有点不敢相信，但当他确认事实后，简直喜出望外了；于是，杨森立即率师入鄂。 夏斗寅原是“武汉国民政府”为警戒四川而在鄂西布下的一颗棋子，想不到他竟会掉转枪口助纣为虐，确实令“武汉国民政府”大为震惊了。 且因为，鄂西除了夏斗寅部外，没有别的强旅布防；所以，夏斗寅反叛后，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地很快就进抵到距武汉仅有四十里之遥的纸坊镇；从而，对武汉构成了直接威胁。 而此时的武汉城内，因唐生智将第八军的主力都带走入豫“北伐”了，名为武汉卫戍司令的李品仙手下其实没有多少兵马；因此，御敌护城的重任也就落在了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肩上。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抵御夏斗寅。 同时，将“中央政治军事学院武汉分院”的学员改编为“中央警卫师”，也交予叶挺用于护城御敌。 叶挺临危受命，毅然担起了这副重任。 叶挺受《命》后，觉得死守城池并非上策，不如趁夏斗寅远道而来、立足未稳之时主动出击；如此，以攻为守、方能掌握主动、克敌制胜。 且此时，杨森的部队虽已入鄂却进军滞缓尚在宜昌；夏斗寅后缓不继，自己则有较大的胜算。若是错失时机，待杨森也兵至了；敌势增强就更难对付，武汉城则危了。 叶挺如此决策后，即连夜率部出城、主动向进抵纸坊镇了的夏斗寅部发起攻击。 果然，夏斗寅率部进抵纸坊镇后，原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已倾全力“北伐”，武汉城内兵力空虚，仅有的一些留守部队必只能据城固守而不会出城迎战；因此，对于叶挺会主动出击不曾提防。 再说，夏斗寅部一路而来虽然没有大的接仗，但毕竟是从宜昌长途奔袭至此，已成疲惫之师而如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因此，忽遭叶挺率部夜袭，顿时乱了阵脚。 何况，叶挺部是闻名遐迩的“铁军”，夏斗寅部的将士更是闻风丧胆了；于是，不战自溃、丢盔弃甲的狼狈不堪。 夏斗寅见所部溃不成军、已难收拾，只得落荒而逃、败走鄂东；然后，经鄂东的广济逃入皖南、投奔蒋介石去了。 夏斗寅如此的不经打，连叶挺也未曾想到。 叶挺击溃夏斗寅后，武汉之危顿时破解；接着，叶挺又率部迎头而上、向尚在宜昌的杨森部进军了。 杨森闻报夏斗寅在纸坊镇大败并已潜逃入皖，方知叶挺的“铁军”果然厉害；而夏斗寅败逃后，杨森则是孤军深入没了盟军也心存忧虑了。 忽而，又闻叶挺已率部向宜昌进军，杨森料想自己不是叶挺对手，与其败而溃逃、不如主动撤退；因而，未待叶挺的“铁军”到来，杨森知趣地拔腿就走、从宜昌撤离、退回万县去了。 于是，叶挺没费一枪一弹、收复宜昌乃至鄂西。 就在夏斗寅反叛之时，许克祥等人不甘落后地也在长沙举事了。 五月十七日，余湘三、许克祥邀集同样“反共”心切的王东原、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密谋以独立三十三团为主在长沙择日滋事、公开“反共”，具体行动则由许克祥负责指挥。 许克祥二话没说，拍胸担当了。 如此一来，张翼鹏、余湘三等人也像何键一样隐身到了幕后，任由许克祥去放手而为。 于是，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即在长沙公开实施“反共”了。 是日，长沙全城宣布“戒严”；然后，许克祥派兵强行封闭了“湖南省工会”、“湖南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并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及工农民众。 一时间，长沙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因当时，为发电报便利所需而有种约定俗成、将每月的各日都以一个汉字韵目作代称，二十一日被称为“马日”；故而，许克祥在长沙发生的公开“反共”事件，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的“反共”势力皆蠢蠢欲动、竞相效仿，也都举起屠刀、大开杀戒了；一时间，“反共”浪潮遍及湖南全省。 面对疯狂的“反共”浪潮，身为主持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按捺不住了，提出“应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因为，此时的湖南各地都有“农协”，通过“农协”很快就能把“渴求解放、对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阀深恶痛绝”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甚至于组建“农军”，这可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农民手上只有铁耙、锄头、鸟铳、梭镖；但那以数万、甚至于数十万计的力量，足能与区区以几个团计的许克祥之流抗衡。 因此，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即着手组织“农军”准备向长沙进军，以对许克祥实施反击。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王基永与“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等人即在湘潭组建了一支“湖南工农义勇军”，由柳直荀《任》总司令。 很快的，在各地“工会”、“农协”支持下，“湖南工农义勇军”麾下即召集了十余万之众。 于是，柳直荀将“工农义勇军”分成四路。 第一路由湘潭、湘乡、宁乡的工农组成，约三万人；第二路由醴陵、攸县、株洲、衡山的工农和安源“工人纠察队”组成，约二万人；第三路由永安、黄花、浏阳及长沙东乡的工农组成，约五万人；第四路由宁乡与长沙西乡的工农组成，约一万人。 接着，于五月三十一日，四路“工农义勇军”齐向长沙进军，声势甚是浩大。 许克祥等人听说十万“工农义勇军”来攻长沙，吓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了。 然而，正当“工农义勇军”浩浩荡荡向长沙挺进、欲对许克祥之流实施反击时，远在武汉的鲍罗廷与陈独秀却急了，唯恐“工农义勇军”的行动会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 陈独秀认为“军事工作现在应该收缩，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而鲍罗廷更是拍着桌子吼道：“湖南的局势已一团糟，夏曦还要火上浇油；我要亲自去湖南，问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如此下去，我们还如何与‘武汉政府’合作？” 而“武汉国民政府”内早有传言，曰：“‘马日事变’乃因‘工农运动’过火所致。” 且因，“工农运动”是中＊共＊主导下开展的，言下之意即是须由中＊共＊负责。 此传言日盛，连汪精卫也似有同感了；从而，对陈独秀与鲍罗廷产生怨言、面露愠色，这倒使俩人感到有口难辩；现在，又冒出个“工农义勇军”来，俩人更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为了弥补“国、共”两党间已经产生了的裂痕，鲍罗廷与陈独秀赶紧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湖南问题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不得进攻长沙”的《命令》。 同时，《命令》中＊共＊湖南省委“约束‘工会’与‘农协’的行为，阻止‘工农义勇军’向长沙进军”。 因是中央的《命令》，夏曦不得不遵照执行；于是，《通知》柳直荀：“将各路农军撤回。” 就这样，各地“农军”高涨的激情硬是被抑制下去了。 如此一来，许克祥及各地的“反共”势力倒是可以放胆肆虐而更为嚣张了；因此，自“马日事变”发生至六月初的不到半个月时间，长沙、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二十多个县中，即有中＊共＊党员及工、农民众一万多人惨遭杀害，连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王基永也失踪了。 为免遭不测，柳直荀等许多中＊共＊党员、“工会”、“农协”的干部都被迫离开了湖南。从而，湖南的“工、农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损失之惨重、令人扼腕。 “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大为惊愕了；于是，立即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农政部长”谭平山、“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工人部长”陈公博等人前往长沙调查，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张翼鹏闻知后慌乱了，赶紧《声明》“‘长沙事件’无非是驻军与‘工人纠察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即可平息，不必大惊小怪”；同时，《令》岳阳驻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谭平山等人挡驾了。 “武汉国民政府”见谭平山等人未能到长沙了解实情，对于张翼鹏所言当然难以相信；于是，将张翼鹏免职，而《任命》周斓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要他彻查此事。 然因，周斓自己也曾参与过何键的密会，对于“马日事变”的内情其实早已是心知肚明；且“马日事变”的主犯许克祥是自己的部下，也就更只得竭力偏袒以将大事化小，唯恐真相大白后会牵累自己。 因此，周斓上任后，装模作样了一番；接着，将许克祥严斥一顿并调离长沙后、就没了下文，欲以此不了了之。 周斓如此处置，也难以令汪精卫满意；且不免有点感到心神不宁，唯恐再生事变。 然而，汪精卫已觉到，周斓源于第八军，只听唐生智的；自己虽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却难以约束他们；而这些军中将领一旦闹起别扭来，自己实是无法；看来，只有请唐生智回来方能压住他们，以帮助自己平息并稳定“湘、鄂”的政局。 为此，汪精卫决定“亲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欲将河南让给冯玉祥，由他挡住北面的‘奉军’，以让唐生智能脱身班师回鄂”；同时，也可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蒋介石。 正在汪精卫打算赴郑州时，刚来华不久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忽来见他，言有事相商。 汪精卫不知何事，即予相见；但当他听了罗易所言并阅过其出示的一份《密件》后，汪精卫不由得骇然了。 原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的《密件》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做出的“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 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千百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一支由工农领导的八至十个师的可靠军队”、“成立革命法庭以惩办反动军官”等。 对于这个《五月指示》，陈独秀、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产生了矛盾。 陈独秀担心“若是遵照执行，定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 因为，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中＊共＊祭起了屠刀后，迫使中＊共＊将其组织与人员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从而，依重于“武汉国民政府”了。而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也以“‘农民运动’过火了”为由竭力将中＊共＊与“工农民众”妖魔化，并已发生了“马日事变”；在此局势下，若是再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岂不是给那些“反共”心切的人以口实而火上浇油？ 因此，陈独秀不免有所顾忌。 于是，在有鲍罗廷和罗易参加、于六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均不可行。” 而此时的鲍罗廷似乎也已从蒋介石的背叛中悟到了什么，认为这个《五月指示》不切中国实际而荒唐可笑。但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可违拗不遵；因此，鲍罗廷觉得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 于是，鲍罗廷《致电》莫斯科：“《指示》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欲以此敷衍。 而陈独秀则代表“中＊共＊中央”直言向莫斯科宣告：“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于是，这份《五月指示》就被束之高阁了。 而罗易因刚来中国不久，也如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只看到中国革命已处在风口浪尖上，却并不清楚该用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化解眼前的危机。且觉得，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又是受共产国际派遣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陈独秀和鲍罗廷却拒绝执行，这令罗易深感失望与无奈；因为，没有俩人的支持，罗易也就孤掌难鸣，即使自己欲为也都将一事无成。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就想到了汪精卫。 因为，现在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都面临危机，更须紧密合作、共渡时艰；且要执行并落实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最终还得通过“武汉国民政府”。 而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现在也正处于“‘宁、汉’之争”的矛盾中心；更何况，汪精卫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汪精卫至今仍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且汪精卫的这个地位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将他抬上去的；所以，他若想保住这个地位，唯有继续依靠这三方的势力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必定被蒋介石所吞没。 鉴于此分折，罗易也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告知汪精卫，以让他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当前工作”的指示精神，以促使“国民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定的路径行进。 同时，罗易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如此毫不保留地向汪精卫坦露了一切，以让汪精卫知道“‘共产国际’对于他汪精卫还是信任与支持的”；以便能换取汪精卫“对于‘共产国际’同样的信任并给予赤诚的回报”，以帮助落实《五月指示》。 因此，罗易才做出了这一大胆的决定。 罗易做出决定后，先是要他的翻译王剑龙将《五月指示》送去让汪精卫过目；然而，王剑龙觉得，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不宜向汪精卫出示，也就不愿为。 于是，罗易只得亲自去见汪精卫。 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后，要求汪精卫“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通过他所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落实下去”。 然而，罗易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当汪精卫阅知《五月指示》后，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五月指示》中的每一条都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利益攸关，且还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前途；汪精卫不得不三思而行、一时难以作答，遂对罗易虚与委蛇道：“此事重大，非本人可擅断；最好能给一份副本，待与党内同仁商榷后再行定夺。” 汪精卫的话，无非是对罗易敷衍而已；但谁知，罗易却信以为真了。 于是，罗易当晚又将原释文郑重地校阅了数遍、确认无误后，第二天就将《副本》送给了汪精卫。 不过，罗易在将《五月指示》的《副本》交予汪精卫时，还是郑重地加了一句：“你如接受《指示》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一刀两断。” 此话，罗易的用意无非是为了敦促汪精卫。 但在汪精卫听来，且似同最后通牒了、感觉很不舒服；只是，汪精卫不露声色地忍受了。因这一插曲，汪精卫暂缓了赴郑州，觉得应先处置此事为要。 其实，自从汪精卫知晓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了一晚；而今，又听了罗易最后通牒式的话后，汪精卫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无所适从了。 此时的汪精卫心中已是明白，这《五月指示》中的无论哪一条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要他帮助实现了。 因为，若是将《五月指示》实现了，岂不是要将“国民政府”拱手让人？自己还能在“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上待多久？何况，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内，要求“分共、反共”的声音已不小，夏斗寅的背叛、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即是例证。 虽说，这两件事算是被平息下去了；然而，其背后与俩人有同感的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豪门出身的军中将领，他们的家族大多都受到了“工农运动”的冲击而遭罪，胸中都有着一股怨气，只是忍而不发罢了。在此情势下，罗易却要他汪精卫落实《五月指示》，岂不是把他往火上烤？ 他汪精卫可没有这么傻，为了迎合“共产国际”的需要而去得罪军中的那一大批将领；再说，这些将领是“武汉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与蒋介石抗衡要依靠的力量；所以，汪精卫也不敢轻易得罪；否则，岂不是自毁基石？ 此时的汪精卫觉得自己已是站在了政治的三叉路口，非作出抉择不可了；且似乎感到，自己与“共产国际”及中＊共＊的缘已绝，只能弃左而右转了；否则，自己则会被党内同仁、特别是已怨声很大了的军中将领所抛弃。 想到此，汪精卫心中已是有了定见；未待“共产国际”来与他一刀两断，他却决定跟“共产国际”与中＊共＊分道扬镳了。 就这样，愚蠢的罗易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汪精卫；殊不知，此举却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向右转的步伐；从而，犯了一个本不该犯的错误，使已处境艰难了的中国革命更是雪上加霜了。 当汪精卫得到《五月指示》的副本后，心中也就有底了；此时的汪精卫经过慎思权衡后，已决定右转了。 于是，汪精卫将《五月指示》副本向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谭延闿、孙科等人传示，并毫无讳言地说：“这显而易见，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汪精卫的话已说得十分明了，就是如蒋介石一样也“反共、清党”了。 谭延闿闻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很少有自己独到的政治主张，也就表示“听凭汪精卫处理”。 而孙科还在广州时就曾与“西山会议派”成员、“广东大学法政系主任”黄季陆一起提出过《弹劾共产党案》，可谓是“反共”的老手；现在，见汪精卫也欲“反共”了，当然表示了“竭力赞同”。 汪精卫与谭延闿、孙科等人达成共识后，即开始了秘密筹划；于是，一股“反共、清党”的浊流也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