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新国府兆铭夺魁 因党争仲恺喋血
【史要】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改组国民革命军；对蒋介石的数次未遂暗杀，廖仲恺遇刺案…… 却说，广东政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这才感到了得赶紧解决元首问题；免得再给唐继尧之流钻了空子，而影响政权的稳固。 于是，就在将杨希闵、刘震寰驱逐出广州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始，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 会上，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决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采用委员会制，即以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的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机构。 于是，由谁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即元首，则成了会议的焦点。 同时，还决定国民政府下设一个军事委员会，以对政府所辖军队也进行一次改组，并制订了《军事委员会组织法》。 此前，国民党已因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产生了分化；支持三大政策的是左派，反对三大政策的是右派，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中间派。 廖仲恺对孙中山忠心耿耿、竭力支持他的三大政策并积极付诸实施，是左派的代表人物；只是，这一派人数不多，但却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与依重。 右派则是以邹鲁、居正、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所谓的国民党元老，他们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认为这如同让孙猴子钻入肚中而自觅死路，连曾参与孙文、越飞会谈的张继也成了其中一员。 因此，国民党一大前，曾有百余件《反对容共案》提出。只是，因当时的孙中山决心已定；凭着他的威望，才把那些喧嚣的反对声都按下去了。 然而，国民党改组后，这些国民党元老藉着其资深，有许多人占据了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要职；然而，当他们见到中＊共＊也有人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机构时，反对之声又不断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又联名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 不过，此《议案》提出后，即又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 此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声稍为收敛了些，各方之间的矛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针对这种局势，苏联顾问鲍罗廷对中＊共＊做出了“加强左派，分化右派，以巩固中＊共＊在国民党中地位”的指示。 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题为《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第十五号《通告》，号召中＊共＊党员向国民党右派发出反击；并制订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即“联左、拉中、打右”的策略，以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似有抬头；但在即将开展的元首选战中，国民党右派因没有鹤立鸡群般的享受极高声望者，无人能参与角逐，这倒让鲍罗廷与中＊共＊都去了一份忧虑。 因为，角逐主席大位者须是党的资深人士并享有较高声望；连在历次战役中功勋卓著的“建国粤军”司令许崇智及雄心勃勃且在第一次东征中已崭露头角了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都不敢有此奢望，其他人更是不敢问津了。 因此，这次元首选战也就成了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仨人的角逐；因为，唯此仨人的声望与资深方能当此大任。 廖仲恺为人耿直不善权谋，只知认准了理勇往直前忘我而为；故而，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他甚是执着不敢有半点差池；而对于眼下的元首角逐，却并不太在乎。 曾是“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自从孙中山去世后，确有进阶正位之望；然而，他却有着一股十足的书生气。在他觉得，无论资历与声望，自己都不逊于人；何况，孙中山在世时，自己已临危受命出任过广东省长及“代理大元帅”之职；而今，进阶正位该是顺理成章之事，用不着挖空心思的耍手腕；且在他觉得，耍手腕是小人伎俩，非君子愿所为。 因此，胡汉民希望能由别人来把自己捧上去，带着君子风度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 然而，胡汉民的想法未免太天真幼稚了；正是他的这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作风，致使其人缘很差而没人愿来为他抬轿；而胡汉民却仍不自知，还在自我陶醉地做着他的元首梦。 廖仲恺的大度，胡汉民的幼稚，倒是好了汪精卫。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曾一度离开政坛，出国游历了多年；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汪精卫这才出任广东政府顾问而复回政坛。尔后，汪精卫又成了孙中山的主要幕僚，可谓是左膀右臂；同时，开始萌生了权欲。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了；汪精卫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亟望能攫取大权以慰平生。 汪精卫可不是胡汉民，他是个工于心计之人，不会傻等着别人来把他抬上去；他料知元首选战必有一番争斗，岂会风平浪静的一帆风顺；所以，自己得多方联络审时度势地作一番努力后方能达到目的。 于是，汪精卫利用自己是孙中山《遗嘱》主要执笔人的角色，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与捍卫者。因此，在众人眼中，汪精卫已是炙手可热。 同时，汪精卫还想方设法地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接近，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因为，汪精卫知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欲接任总理大位者非得继承其遗志不可，而“联俄”则是关键之所在。 何况，一年多来，国民党已从中尝到了甜头；特别是苏联提供的援助，在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国民党取得了军事上的完胜，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所以，虽仍有右派的反对之声，但国民党是似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了。 何况，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十分信任；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群龙无首的状况下，鲍罗庭几乎成国民党中央的大脑；所有《决议》表面上都是由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但实际上是鲍罗庭说了算。 因此，此次国民政府的再改组，鲍罗廷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能否与鲍罗廷建立并搞好关系，既具有象征意义也有着实用价值，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此，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来，汪精卫一有机会就表态“要继承总理遗志，坚决拥护并实施三大政策”；而在由“五·卅惨案”导致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汪精卫更是站在反帝斗争前沿，其激情绝不亚于廖仲恺。 汪精卫的这些言行，无非是为了博得鲍罗廷的好感，以支持他谋取大位。 其实，鲍罗廷自有其考虑。 因为，由谁继任孙中山的大位，这不仅是国民党的自身问题；且也关系到国民政府与苏联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能否继续及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政治顾问的他岂能置身局外？而在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难分仲伯之时，他这个有着特殊身份局外人的话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自己确应谨慎地斟酌一番了。 自然的，鲍罗廷首先想到了廖仲恺。 因为，廖仲恺是左派；按说，由他主政是最理想不过了，那必能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愿，利于国民政府与苏联及中＊共＊的良好关系继续。然而，廖仲恺的左派在国民党内只占少数；其态度虽坚定而强硬、有时甚至于不免过激，但却难以被国民党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易遭右派攻击。而若是得不到国民党中处于大多数中间派的支持，势必会孤掌难鸣功败垂成事与愿违；故而看来，择取廖仲恺似是不宜只得忍痛割爱。 而对于胡汉民，鲍罗廷对他有成见。 因为，胡汉民从不把他这个政治顾问放在眼中，有时甚至出言不逊；鲍罗廷也不会喜欢胡汉民，俩人之间一直有隙。何况，胡汉民对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常左右摇摆态度暧昧；而在处理商团事件时，因其对于有英帝国撑腰的商团表现得甚是软弱，致使事情恶化到了不可收入的地步，其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已可见一斑；若是让这样的人领导国民党，势必会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于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在鲍罗廷眼中，胡汉民是属于右派的，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绝不可让他攫取权位。 排除了俩人后，似是非汪精卫莫属了。 而数月来，汪精卫的表现确也让鲍罗廷甚是满意。且鲍罗廷知道，汪精卫曾在辛亥革命前就孤胆英雄地有过行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故而，在国民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而汪精卫属于中间派，身边有着一大批人；若是能将他争取过来，也就会带动了他身边的那一大批中间分子向左转；从而，将国民党右派孤立起来，使他们不能再兴风作浪。 此举符合“联左、拉中、打右”的策略，倒是一着可下之棋；因此，在别无更佳人选的情况下，鲍罗廷也就认可了汪精卫。 于是，鲍罗廷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中执会明确表达了自己支持汪精卫。 鲍罗廷的表态，意味着苏联政府发给国民党的一个信号，与会代表不得不有所考虑，这却正是汪精卫所希求的；如此，汪精卫的胜算基本上已定。 然而，汪精卫为了确保胜算；还特地拜会了许崇智，请他也助自己一臂之力。许崇智见汪精卫能如此礼贤下士的求他，也就答应了。 许崇智在军界中颇具影响力，他的展臂投壶势必能左右一些人；于是，局势更利于汪精卫了。至此，这架元首选战的天平上，几乎所有的法码都搁在了汪精卫的托盘上，大有一边倒之势。 果然，选举结果，汪精卫以十一票的高票当选为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荣登大位如愿以偿了。 国民政府委员会共由十六人组成，其他十五名委员则是林森、张继、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古应芬、伍朝枢、程潜、戴季陶、张静江、胡汉民、孙科、徐谦、廖仲恺、于右任；其中，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五人为常务委员。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因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又有同样命名的“国民政府”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中先后出现；为便于区别，史家通常将不同时期的“国民政府”冠上所处城市名相称；故而，一九二五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则通常被称为“广州国民政府”，但通常情况下也以“国民政府”简称。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于七月三日相继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人。 如此，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名义上都已落在了汪精卫手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 元首角逐的尘埃落定后，廖仲恺虽是落选，但他心中甚是坦然。 因为，廖仲恺本来就无权欲；现在，看到汪精卫当选，倒是觉得总比右倾的胡汉民来得好；所以，立即坦荡诚恳地表示了对汪精卫的拥护。 汪精卫因廖仲恺能有如此君子气度而甚感欣慰，俩人间关系较选前融洽了。 于是，汪精卫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仍将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交予他把持，以示对他的信任与依托。 廖仲恺欣然受命，在尽力为国民政府当好大管家的同时，则又一如既往地以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己任。 恰在此时，发生了“沙基惨案”，廖仲恺即又积极投入了反帝斗争并尽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这却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仇恨。 而一心想坐大位的胡汉民，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很不是滋味；因此，政治立场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他更显得右倾了。 于是，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遂打算将胡汉民拉过去；以利用他多年积蓄的政治力量，联手对付汪精卫与廖仲恺。 汪精卫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即对助选的许崇智给予了回报；不但让许崇智进入了仅有五人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权力中心，还委以军事部长及广东省长之职；如此，许崇智也可算是心满意足了。 于是，许崇智不再回潮州、汕头驻地而留在了广州。 许崇智带兵治军自有一套，上战场时军纪甚严；因此，将士在战场上能奋勇杀敌致使胜多败少。而下阵后，则宽松无约束了，军中也就存在了一股奢靡的旧军阀的诟病；久而久之，连许崇智自己也一度沉溺于鸦片与女色之中不能自拔。 而今，许崇智当上了军事部长并留在了广州；许崇智很体恤他的部下，欲让他们也回广州来与君同乐。 恰在此时，第一次东征后败逃香港九龙的杨坤如，遣人来向许崇智求情，表示“愿改弦易辙，效力于国民政府”。正欲让其部下撤回的许崇智，心想正可让其接防；于是，甚是大度地不咎其罪，反而委以建国粤军第五军军长之职，让杨坤如仍驻于惠州；然后，一道命令，将他那尚驻防在粤东等地的部属撤回广州了。 就这样，许崇智将驻防粤东的任务交给了杨坤如；于是，杨坤如复回惠州老巢，这却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且说，杨希闵与刘震寰被驱逐后，俩人开设的筹饷局与花捐局却未被取缔，只是易手让李福林的福军接过去了。 而已养成了奢靡习气的“建国粤军”撤回广州后也如鱼得水，即也私自收取花捐、赌捐以实私囊，与福军分食这块肥rou了。 于是，广州城内更是妓院、烟馆、赌场随处可见，一片乌烟瘴气。 如此一来，大量的钱财通过花捐、赌捐的渠道，流入了“建国粤军”与“福军”将官们的私囊；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因此而锐减。 对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廖仲恺焦虑万分；遂请蒋介石帮助，欲加以抑制与整肃。 蒋介石与廖仲恺自从筹办黄埔军校共事以来，一直关系良好；且廖仲恺对事业的执着热忱、为人耿直大度坦荡无私，很使蒋介石感佩；何况，蒋介石对于旧军阀中的这些陋习也深恶痛绝；因此，就给予廖仲恺全力支持，即派遣黄埔军校学生四出查封了广州城内的一些妓院、烟馆、赌场。 廖仲恺与蒋介石俩人此举，势必损害到了“建国粤军”与“福军”将官们的利益；断了他们的财路，恰如剜rou般的令他们心疼；因此，两军的将领们都把廖仲恺与蒋介石记恨于心了。 且因，廖仲恺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可谓是能呼风唤雨之人；因而，不免令他们担心，俩人或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使他们遭遇像杨希闵、刘震寰那样的厄运。 在此危机感的驱使下，七月十日，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将领，在李福林的家乡广州珠江南岸的大塘村聚会，商议对策以维护各自的利益。 聚会中，杨锦龙甚至于提出了：“干脆将廖仲恺与蒋介石剪除，重组政府。”对此，李福林与魏邦平等人却觉得未免太过而不能赞同。 最后，众将领发了一通牢sao后，所谓的大塘会议无果而散。 而此时，国民政府改组后失意的原香山县长朱卓文、大总统秘书林直勉等右派人士，也认为“要推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苏、亲共的廖仲恺等人除掉”。 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份《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除了廖仲恺，还有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党员李大钊、谭平山及眼下常以左派面目出现、且执掌了国民政府军、政大权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人。 而逃亡到香港的广东商团首领陈廉伯等人，也欲借助香港的黑社会势力，行刺国民政府政要以报复。 因此，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广州；表面上看，国民党掌控大局似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已是暗流汹涌，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果然不久，七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平常乘坐的雪铁龙牌轿车从黄埔军校回城，途经一处名叫东坡楼的地方时忽然遭到伏击；蒋介石的两名警卫被打死，国民政府警卫处处长宓熙差点丧命。 好在，当时因该座车子有故障，蒋介石换乘了另一辆备用车提前回城，这才躲过了一劫，但已是受惊不小。 因为，东坡楼地处“建国粤军”第一军的防地，外人难以入内；蒋介石觉到了这定是军人所为，即打电话给“建国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怒气冲冲地责问：“梁军长，今日使人设伏，欲置蒋某于死地吗？” 梁鸿楷赶紧声辩：“蒋校长误会了，本人毫不知情；定当彻查，严惩不贷。” 很快的，梁鸿楷回复蒋介石，言：“查清了是第八旅的两名连长所为，犯者已在押。” 于是，蒋介石要求将两名连长及第八旅旅长杨锦龙移交给他。然而，蒋介石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梁鸿楷只是同意他派人会审；蒋介石无奈，只得派了他的门生胡公冕，前去建国粤军营中参加所谓的会审。 会审结果可想而知，两名连长一口咬定“是部下无知，在实弹演练时误打误伤，并非故意。” 胡公冕将会审结果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知道这是狡辩，必是梁鸿楷与杨锦龙授意。但因梁鸿楷与杨锦龙手中有枪，自己奈何他们不得；两人又有顶头上司许崇智作靠山，蒋介石更不免有所顾忌。且死的只是两名警卫员，所幸自己没在现场毫发无损；因此，蒋介石也就忍了这口气暂时作罢不作追究了。 只是，蒋介石躲过东坡楼的劫难后，出行更加小心了，其办公地点也从黄埔军校移到了长州岛上的要塞司令部内。然而，他那三年前新娶的第三个妻子陈洁如，却不喜欢住在长州岛上；陈洁如是蒋介石心爱的女人，蒋介石拗不过她，只得另择居处。 恰好，廖仲恺在广州东山建有两幢别墅；于是，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商量后，就将其中一幢别墅让给蒋介石夫妇居住。 然而，蒋介石易居后仍是提心吊胆心神难定；这军方来的威吓防不胜防，若不设法解除定难免不测。 蒋介石思虑再三后，觉得应设法给那些不受羁绊的军阀戴上个金箍，以令他们放规矩一点。为此，蒋介石忽然想到，何不趁此政府改组之机，也对军队进行一次改编；以使国民政府能对军队实施控制，那些军阀没了自主权，也就难以寻衅造次了。 再说，第一次东征时，许济的“建国粤军”第四师表现得甚是出色，这是许崇智手下的一支劲旅，对于日思夜想着欲依靠军队出人头地的蒋介石来说，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竟争对手；所以，蒋介石也想通过军队改编削弱该部的实力；为此，蒋介石已派人游说该部的第七旅旅长谭曙卿、第八旅旅长陆瑞荣等人，欲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将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党军中来。 谭曙卿、陆瑞荣挡不住利欲引诱，已是心动；只是，许崇智与许济被蒙在鼓里毫不觉察。 于是，七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的身份提议：“国民政府已成立，然各路军队番号不一，既有损国体且不宜指挥与调度。故而，宜统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以示国民政府的政、军、经一统，党、军、民齐心；以利于协调革命行动，完成总理遗愿。” 此议一出，手中无兵无卒的汪精卫当然高兴；因为，只少能将目前名目繁多各自为政的军阀手上的军队，名义上直接置于国民政府麾下；如此，自己这个国民政府主席也就显得名符其实多了；因此，汪精卫听后颌首称好。 而许崇智因已当上了军事部长，心想若是依了蒋介石之言，虽说“建国粤军”将失去自主权，但国民政府的军队实际cao控者是军事部长；此权正在自己手上，岂不等于是统一在了自己的麾下？得失相衡，应是得多失少，有何不可？因此，许崇智也点头同意了。 “建国粤军”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既然许崇智同意了；别人即使有心中不爽的，也就都没当面反对；再说，蒋介石所言，确也理正言顺冠冕堂皇，似是难以异议。故而，蒋介石的这个提议就被采纳了，国民政府决定对各路军队进行改编。 于是，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将各路军队原来以省籍或其他冠名的番号一律取消，统一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简称“****”。 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暂定五个军，共十五个师；并仿照苏联模式，在各军、师级均设置政治部及党代表。 “黄埔军校党军”改编为****第一军，暂编三个师；“建国湘军”改编为****第二军，暂编三个师；“建国滇军”改编为****第三军，暂编三个师；“建国粤军”改编为****第四军，暂编四个师；李福林的“福军”改编为****第五军，暂编二个师。 其实，这次军队改编，军阀出身的各路将领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多少都有怨怼。 特别是对于蒋介石，因他的资历不深；那些军阀们早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或“闽粤战争”、“粤桂战争”时期，就已是独立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了；而当时的蒋介石还默默无闻，最高的职位也不过是在许崇智手下当了个幕僚性质的参谋长，且从未独立指挥过战斗，远不及朱培德、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等人。直到“第一次东征”时，仍不过是个不被人看好的黄埔军校校长而已；而东征时，谁也不愿要他；还不是由于许崇智容纳了他，才让他在东征中出了一点小风头。而那也无非是靠了苏联人提供的武器优良、苏联顾问的训练有方所致；说到底，是苏联人把他抬起来的。却谁知，蒋介石的地位刚被拔高，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想指手画脚了；还出了如此一个馊主意，欲给各路将领套上金箍缚住手脚。 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建制不到一年的“黄埔军校党军”竟然被编为了****第一军，而实力较强且在历次征战中都唱主角的“建国粤军”与李福林的“福军”却被编为了****第四军与****第五军。虽然，这只是一种序列，但对于论资排辈惯了的中国军、政界要人来说却甚是敏感与微妙的，都觉得其中隐含着某种褒贬之意。 李福林因实力不强，倒也无话可说，只是心中稍感不爽而已。 但实力较强的“建国粤军”、特别是原许济所部第四师的将领却都觉得难以忍受。只是，谁都不明白，许崇智怎么会同意如此编列？但因是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且许崇智默认了，那些心中不悦的将领也只得缄口不语；然而，各人心里却都又多了一个难解的心结。 就在军队改编的《命令》下达当天，蒋介石忽又遇到了险情。 这日中午，蒋介石驱车回东山别墅驶至广州城东门口时，随行的国民政府警卫处处长宓熙敏感地觉察到车外有两名刺客；于是，率警卫主动出击迅捷地将刺客制服了，蒋介石才又有惊无险地虚惊了一场。 蒋介石以为又是原“建国粤军”所为，但被擒的刺客供认，此次却是前广东商团首领陈廉伯用重金雇佣了香港黑道上的杀手，而与原“建国粤军”无涉。 而因为，陈廉伯避匿于香港，难以缉获；蒋介石深感奈何，只得自己倍加小心算了。 但是，经此惊吓后，蒋介石不敢再住在东山别墅了；于是，携其夫人陈洁如复又回到长洲岛上的要塞司令部居住。 蒋介石离开东山别墅时，忧心忡忡地告诫廖仲恺：“国府派系林立，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党外仇敌遍树，皆欲置你我于死地，情势甚是险恶。彼等既敢对我行刺，必也会加害于你；先生当小心谨慎，以防不测。” 蒋介石此话确是肺腑之言，但廖仲恺却笑语：“承蒙关照，多谢了。然，值此党国多事之秋，仲恺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若能为党国牺牲，乃革命家之夙愿，何必顾虑而怯步？” 廖仲恺的话虽是令人感佩，但蒋介石不愿苟同；他见劝说无效，遂微微地摇了摇头后顾自离去了。 话虽如此说，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却也十分忧心丈夫的安全；因此，每次出门时，何香凝总要叮咛丈夫“多带几名警卫”以防不测；然而，廖仲恺却不以为然仍照常出行毫无惧色。 谁知，两天后，厄运果真降临到了廖仲恺的头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廖仲恺为参加国民党中执委第一○六次会议，与其夫人何香凝一起驱车前往置于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内的中央党部，随车同往的还有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日报》编辑陈秋霖。 汽车驶达中央党部后，仨人依次下车。何香凝因遇到妇女部干事刘家桐，有事商谈而止步滞后了。于是，廖仲恺与陈秋霖边走边谈先行一步。 且因，几名随同的警卫，以为已到了中央党部，应是安全区域了；所以，将警戒的注意力放在了滞后的何香凝身边，而没有随同前去警卫廖仲恺。 谁知，正当廖仲恺与陈秋霖步上第三级台阶时；忽然，从惠州会馆的骑楼内窜出两名歹徒，举枪就朝廖仲恺与陈秋霖俩人一阵射击。 廖仲恺来不及反应，即与陈秋霖一起当即饮弹倒地了。 忽闻枪响，何香凝知道必是有歹徒行刺；于是，赶紧回身察看。当她瞧见丈夫已倒地时，顿时感到情况不妙，赶紧不顾一切地奔向廖仲恺。 但是，此时的廖仲恺已倒在血泊之中不省人事了。 何香凝惊恐万状茫然四顾，这才发觉平时戒备森严的中央党部门前，不知怎的今日却空无一人。不过，此时的何香凝已顾不了别的，只是不知所措地大声竭呼，希望有人来帮助她以挽救其丈夫的生命。 而此时，随同的警卫见有歹徒行刺，知道发生了意外且情况危急，赶紧掏枪还击与歹徒展开枪战；顿时，中央党部大楼前枪声大作了。 而刘家桐被这突然的枪声吓懵了，蹲在地上哆嗦成一团。 枪声将中央党部大楼内的人全惊动了，这才有警卫赶来助战。然而，刺客与警卫对射一阵后，丢下一死一伤两名歹徒，都逃之夭夭了。 与此同时，众人也已赶紧将廖仲恺与陈秋霖用汽车送往广东大学公立医院进行抢救。 然而，廖仲恺因身上中了数枪且伤着了要害部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气绝身亡了；陈秋霖虽没有当场丧命，但两天后也不治身亡。 就这样，一件震惊全国的“廖仲恺遇刺案”发生了；由此又导出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变局，却让蒋介石得了渔翁之利如日中天了。此话非短语可尽述，容后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