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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李鸿章呕心北洋 清水师长崎扬威

    【史要】北洋水师成军,建军港、修铁路;北洋水师访日耀武,长崎事件……

    却说,清皇朝靠了在镇南关等陆战中取得的局部胜利,迫使法国坐下来议和,从而结束了中法战争。

    但是,马尾海一战,清军的南洋水师几近覆灭,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重了。

    虽然,法军在马海战役中是采用了不光彩的行为,但尔后的海战中清军水师仍屡屡败北,足以说明清皇朝自制的兵船确实不及西夷诸国的舰炮厉害。且海战与陆战有别,驾舟与骑射不同,无专司熟习技能的将士岂能御敌取胜?所以,这场中法战争倒是使清庭上下痛定思痛后,确实感到了有待值得反省之处。

    故而,光绪十一年六月,清庭颁发上《谕》:“吾朝虽有船厂,并备水师;然所造兵船不坚,所制器械不精,故为所败。事定之时,惩前毖后,应以大治水师为要。当筹措重金,购置精良之舰船;遴选贤才,教习海战之技艺;方可御敌外洋,重振国威。”

    朝庭的这份上《谕》,无异是宣告了要在原有水师及船政学堂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振兴大清朝的海防了。

    其实,李鸿章在光绪六年就已向朝庭《奏》请“开办水师学堂”,以培养北洋水师所需的人才。

    朝庭准奏后,李鸿章即委派前船政大臣吴赞诚在渤海湾内的天津机器局附近,开办了一所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内开设了驾驶与管轮两个科班,学员在学习英文、算学、天文、舆地等学科的同时,还须上船实习以掌握海道、驾驶、枪炮、列阵等技艺。

    天津水师学堂开办后,吴赞成为首任总办,而曾经被公派赴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留学、福建侯官人严复出任总教习。不久,严复升任总办后;经驻英公使曾纪泽物色与推荐,以每月六百两白银的高薪聘用了皇家海军出身的英国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负责对学员的航海技艺及军事训练。

    琅威理仿效英国海军的教习《章程》制订了一系列的《条例》与《计划》,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极为李鸿章所赏识。

    然而,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中立而回避去职。

    琅威理去职后,改由德国人式百龄接任。与此同时,天津水师学堂中还聘用了西方其他各国的教员多人。

    李鸿章开办天津水师学堂的目的,就是想要把北洋水师建成为如同西夷诸国一样能征战于外洋的海军。然而,开办不久就爆发了中法战争;学员所习尚未精熟,故而未能派上正用。而今,朝庭如此重视,李鸿章也就更欲将其办得象模象样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胆的构想、即奏请在朝中的六部之外增设海部,以统辖全国水师而利于抵御外敌,也在李鸿章的考虑之中了。

    关于增设海部,其实早在清庭筹建南、北水师之初就有过打算。

    然而,由于当时被清皇朝视为客卿、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闻知清庭打算增强海防事宜的消息后,主动向海关总署提呈了一份《筹备海防章程》。

    赫德在《章程》中投其所好地也向清政府提出了“统一南、北海防”、“设海防大臣”等建议;并毛遂自荐地言,可由他本人兼任“海防大臣”。

    赫德的建议若能被清庭接受,清政府的海防大臣再由英国人担任;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也乐见其成。于是,当时由英国人把持的海关总署就将赫德的《筹备海防章程》呈交给了清皇朝。

    此事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出任南、北洋大臣的沈葆桢和李鸿章及朝中的一班大臣们皆竭力反对。

    沈葆桢一语道破:“海防事关社稷,岂可交予夷人而大权旁落?”

    李鸿章的幕僚薛福辰则上《书》直谏:“赫德阴险贪婪,已掌控吾朝关税,若再赋予海防大权;必将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故断不可为。”

    李鸿章也托辞:“赫德无经战、不知兵,安能控管海防?难以胜任。”

    其实,清庭也有顾虑,绝不愿将海防大臣如此重要的职权再轻易交予外人;但又不敢言辞得罪赫德,也就只好将此事搁置不议而权作回绝了。

    赫德见自己的建议与《章程》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时间久了也就淡忘而不再提及。

    数年后,左宗棠调任军机处,觉到了海防屡失中的症结所在;才又上《奏》朝廷,力陈“海防各自为政”之弊端;也建议设置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并言:“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

    慈禧太后见左宗棠言之有理,这才发布《懿旨》,要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研议。

    最后,决定在总理衙门以外专设一个海防衙门,以统筹沿海七省的海事。

    但是,研议中的这个机构决定外设在烟台,级别仅相当于地方上的抚衙;其职级之低、实权之小可想而知;所以,根本难以达到统筹全国海事之目的。

    李鸿章甚觉不妥,又致函总理衙门,认为:“海疆万里,北自旅顺、大连,东达台湾、澎湖,南至广州、海南;岂是地方大臣所能统辖,非一人之力所能驾驭。故而,须在朝中别于六部之外,增设海部,兼筹海军,方可统辖全国水师,有效御敌。”

    左宗棠与李鸿章在这一点上可谓是有了共识,且皆颇有远见。

    然而,因海军之词源于西夷,大清皇朝从未有过此名目的新军种;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担心若是在朝中设立海部并建海军,定又会招致那些不屑步夷人后尘的顽固派的非议,被斥之为“以夷变夏”。

    所以,复又研议了许久;非但没有采纳李鸿章的意见,甚至于连原来打算增置的、职权极其有限且带有地方色彩的海防衙门也不打算设了;结果,此事再次被束之高阁而不了了之。

    而今,中法战争使南洋水师毁于一旦,这一问题更是暴露无遗了。

    于是,李鸿章再次建议朝庭增设海部,以统辖全国水师,利于外海作战。

    此时的清庭,痛定思痛后已有所反思。于是,慈禧太后”准了李鸿章的《奏》,《谕》令军机处、总理衙门会同李鸿章重新妥议;尽快设置一个能统辖全国水师的部会。

    这次,有了慈禧太后的《懿旨》,就顾不得顽固派的反对了;终于达成共识,决定在朝中的六部之外增设海部。

    于是,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正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庆郡王奕劻与李鸿章同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至此,几经波折后的海军衙门终于成立了。

    英国人赫德闻知清政府在时隔十年后终于设置了海军衙门,不由得欣喜;但当进一步得知清政府已任命了海军衙门的各级大臣而排斥了西方各国在其中的任职后,赫德等英国人因未能掌控清政府的海军而甚感不悦且又无奈。

    于是,赫德赶紧致函本国政府,露骨地直言:“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是向前迈出一大步,法、德、美等国都想掌控清政府的海军,都不能如愿。但我认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琅威理之类的技术官员,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所以,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务必让琅威理尽早来华任职。”

    因中法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政府没有了顾忌;所以,立即采纳了赫德的建议,同意并促使琅威理赴华任职。

    而此时,在北洋水师中任总教习的德国人式百龄因教习能力薄弱,且其随员在中法战争时不愿为清皇朝作战,令李鸿章大失所望将其辞退了。

    式百龄被辞退后,李鸿章也就想到了琅威理而发函邀聘;琅威理本人也有意愿,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已升任为英国海军上校了的琅威理,在两国政府敞开绿灯下顺利地再次来华任职了。

    其时,清皇朝高价向德国坦特伯雷度公司订购的定远号、镇远号铁甲战列舰及经远号、来远号巡洋舰均已完工;于是,就由琅威理顺便率领了驶抵大沽口。

    接着,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另两艘致远号、靖远号巡洋舰也相继到埠。

    六艘战舰到埠后,泊于港内固然气势非凡,国人见了无不叹为观止。

    清皇朝也似乎觉得有了这些游走自如坚不可摧的战舰作为后盾,从此就可以不畏西夷而腰板硬直了;此时,连一再反对师夷的顽固守旧派也不得不暂时禁声了。

    北洋水师壮大后,天津的大沽口船埠已是不再适用,甚感有鸟无笼之虞。

    于是,李鸿章决定在渤海湾内的旅顺口新建一个军港,以供北洋水师使用;于是,他派遣了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督办此事。同时,李鸿章还在天津机器局内新建了一座栗色火药厂,专事制造供北洋水师使用的炮弹。

    李鸿章在筹办北洋水师的同时,还热衷于办洋务。

    其实,早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就率先在直隶开采了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

    中法战争后的时局呈现了平和,李鸿章则利用难得的太平时期更是放手大干了;先后又开采了江西的兴国煤矿、湖北的广济煤矿、承德的平泉州铜矿、黑龙江的漠河金矿等矿床。同时,还在上海与天津创建了电报总局;筹办了上海的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厂等民用企业。

    调任湖广总督后的张之洞,则也在湖北相继创建了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局及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

    淮军将领刘铭传驻守台湾时则开采了基隆煤矿。

    别的洋务派人士也争相效仿。

    顿时,洋务运动在南北各地再次兴起,许多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起来,使满清皇朝的天下呈现了一派中兴发达之势;因为,此一时期跨越了同治与光绪两朝;故而,史家美称其为同光中兴。此虽为后话,当须顺提。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打算筹资修建铁路。

    其实,此一打算由来已久。早在沙俄侵占伊犁之时,李鸿章就指出了“西域距中原万里,若不修建铁路,则无法运兵,万难远征”;于是,李鸿章提出了“应将土路改建铁路”的主张。

    然而,此举谈何容易?李鸿章欲在西域修建铁路的设想确也不现实,故而这一主张没能被朝庭接受。

    中法战争前夕,李鸿章感到中法关系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十分危急,而修建铁路则能快速向南疆运兵以便抢得战局中的先机;而刘铭传为驻守台湾需要,也欲在基隆与台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

    于是,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李鸿章自己则也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希望朝庭能支持修建铁路。

    同时,尝试性地修建了一条仅十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以用于运输开平煤矿所开采的煤。

    此事顿时引起了朝野的一片哗然,朝中那班顽固的守旧派更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必欲抵制。

    此前,英国人曾于一八七六年在上海修建过一段吴淞铁路,却因火车轧死行人而引发了sao乱;清政府被迫花了二十万两白银的巨资从英国人手中将吴淞铁路收购,然后将所铺铁轨撬毁沉于黄埔江中后才算平息了事端。

    因此,守旧派即以此为例而竭力反对,言“此乃祸害之举”。

    御史余联沅则列举了“修铁路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断言“不可为”。

    内阁学士徐致祥更是认为“修铁路有八害而无一利,误国殃民,莫大于此”。

    诸此种种,百般诋毁而竭力阻挠。

    又因唐胥铁路正好从清皇朝的东陵旁经过,顽固派则更以惊扰皇陵、震动地脉、破坏风水等为由竭力要求永远禁用。

    但是,朝庭考虑到开平煤矿运煤之实需,且唐胥铁路已经建成木已成舟,若毁弃了损耗太巨实也可惜;故而,结果还是准予使用了。

    但是,朝庭却下《旨》规定了“行运于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只准用骡马牵引”,以免机车的轰鸣声惊扰了安眠于东陵的满清皇室的列祖列宗。能不毁坏而准予使用已是大幸,李鸿章当然只得遵《旨》而行;于是,世间遂有了马拉火车的奇闻。而有关“修建铁路”的奏请,则皆被封杀了。

    李鸿章虽然遭此挫折,但仍不甘心作罢。

    中法战争后,朝庭痛定思痛已将海防视作了要务;于是,李鸿章又欲趁机修建一条天津至塘沽的津沽铁路,以方便北洋水师所需军资的运输。

    然而,有了前番教训,李鸿章觉得暂缓奏请,还是仍悄悄的修建了木已成舟后再说。

    正当李鸿章准备修建津沽铁路时,忽然接到袁世凯的报告,言:“朝鲜国中有人欲藉口防英而暗中联俄,而沙俄则欲趁机东下谋取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于是,李鸿章只得把修建津沽铁路之事搁置,对付沙俄了。

    虽然,此时的大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已有点疏远了,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其宗主国,仍对其负有责任;且朝鲜与大清的疆土仅一水之隔,可谓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朝鲜国无异是大清朝的东大门;一旦朝鲜落入别国之手,大门洞开后必将危及大清皇朝自身安全;所以,清庭接此谍报后不得不引起重视。

    好在,此时的北洋水师已具规模;于是,朝庭即《谕》令李鸿章,调派北洋水师的舰队出洋远征以扬国威。

    李鸿章也有此意,遂命令丁汝昌率领定远号等六艘战舰远赴东朝鲜海湾巡防,以抑制沙俄东下的企图。

    于是,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的舰队抵达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此时,正在位于图们江出海口的摩阔崴参加中俄之间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已经勘界结束后欲返回;因此,李鸿章又命丁汝昌前往接返。

    丁汝昌受命后,又率舰队继续北上驶往摩阔崴。

    一八八六年八月,舰队在摩阔崴接了吴大澂后,丁汝昌又命超勇号与扬威号两舰再驶至海参崴巡防待命,自己则亲率镇远号、济远号、威远号、超勇号等四艘战舰返回。

    因船队在海上长途航行已经数月,需要中途靠港补充给养并作必要检修;丁汝昌请示李鸿章后,李鸿章指示其就近前往日本的长崎港;顺便也可向日本展示一下大清朝的海军实力,以抑制日本国往日的嚣张气焰;丁汝昌遵照执行,舰队就转向驶往日本。

    果然,大清朝的四艘战舰驶抵长崎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了。

    此前,日本人对欧美等国的军舰早已是司空见惯;而清皇朝的舰队却是首次访日,令日本人甚感诧异。

    于是,长崎人纷纷涌向码头观看皆欲一睹为快。

    长崎港内,大清朝的四艘战舰一字儿摆开甚是气派;长崎人望着龙旗高扬的铁甲巨舰无不羡慕,连日本的官员也心底自叹“不如”。

    丁汝昌见状后心中十分欣慰与自豪,往日常因受强夷欺凌而显露的自卑情状不复存在了;丁汝昌心中高兴,在筹措补给的同时,还让部下上岸休假以悦官兵之心。

    谁知,大清朝的水兵上岸后,有几个在长崎的一家妓馆中寻乐时,因酒醉与馆主发生了纠纷。日本警察前往调解,中国水兵又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冲突中皆受了轻伤;冲突过后各自散去,才算平息无事。

    然而,二天后的八月十五日,仍有数百名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番冲突,丁汝昌严令部下这次上岸不许持械以免再生事端。

    然而,日本人却对前次冲突记恨在心而正欲伺机报复;所以,当中国水兵行至广马场外租界时,却遭到了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数百名日本警察将中国水兵堵截于街中,进行殴打甚至砍杀。

    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且因手无寸铁因而吃了大亏;结果,中国水兵被殴致死五人,伤者四十余人,另有五人失踪;日方虽也有死伤,但相较悬殊;此即史称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两国都派出代表欲通过谈判了结,但因双方互不妥协而久谈未决。

    被激愤了的清庭朝野中,有人干脆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了。

    而李鸿章因有北洋水师撑腰,也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言:“长崎之哄,初因小争;而倭潜谋报复,伺吾不备而寻衅,是非曲直显见。吾朝当争讼,断无再徒受委屈之理;须让日人认赔,知吾朝不可欺;方能令其怯步,自此不敢造次。”

    但是,谈判初始中日双方态度均很强硬;故而,久谈未果。

    谈判延至隔年二月,英、德两国公使出面调停了。

    而此时的日本政府,见清政府显现了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方才觉到了原来清政府有了北洋水师作后盾,此次是断不愿再低声下气地屈从于人了。

    明治政府自知,若是谈判真的破裂而来硬的,眼下的日本海军毕竟还不是大清朝北洋水师的对手;所以,权衡再三后只好软了下来作出让步。

    最终,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日方终于答应向中方多赔付四万余元的恤款,而以“彼此误会”语使日方下了台阶。至此,长崎事件得以了结;大清朝终于得理获赔算是舒了口气,也就不再太多计较。

    长崎事件以后,清庭朝野对于北洋水师更是刮目相看了,李鸿章也就更是踌躇满志。

    北洋水师归航后,李鸿章特意邀请醇亲王奕譞前来巡阅北洋水师。

    然而,此时的醇亲王奕譞却有着自己的心事;原来,再过一年,奕譞的儿子、已过继给了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满十六岁,可以亲政了。但是,奕譞知道,慈禧太后秉性好权,想必是不会轻易的就完全放手让权于载湉;所以能料想,慈禧太后即使退入后宫也绝不甘心寂寞,必定仍然常会过问甚至干预朝政而令载湉似若傀儡。

    奕譞每当想到此总会甚感不爽,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亲政后不再受慈禧太后的控制,已是绞尽了脑汁但却无计可施。因此,奕譞根本无暇也无意过问北洋水师之事;但是,因北洋水师隶属于海军衙门,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譞自然不宜推托,也就只得前往巡阅。

    奕譞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大沽港口,顿时被眼前的盛况震憾了。

    此时的北洋水师,外购的铁甲舰加上自制的木壳机动战船,其阵势确已不小;但见十多艘战舰一字儿摆阵于港内甚是壮观,奕譞不由得心中暗自惊叹;想不到中法战争才过去几年,李鸿章竟然这么快的就使北洋水师焕然一新,怪不得日本国在长崎事件中也只得认赔了。

    奕譞虽然也为大清皇朝终于有了如此阵容的水师而高兴,但同时心中却不由得冒起了一丝凉意;因为,他知道这支令人赞誉的水师全由汉人组成,而能指挥和cao纵这支水师的只是李鸿章。北洋水师名义上虽然是辖于海军衙门之下,自己与庆郡王奕劻皆为其上司,但实际上谁也奈何不了李鸿章,更不用说想控制北洋水师了;所以,奕譞欣慰之余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而李鸿章此次请奕譞前来巡阅,自有其盘算。

    李鸿章是想将北洋水师更命,提升为北洋海军;同时,提请修建津沽铁路;为了使自己的这些打算得以实现,需要事先征得奕譞等朝中权贵的支持。

    此时,李鸿章见奕譞被北洋水师的盛况憾动了;于是,指点着港内的战舰故意问道:“北洋初试锋芒,已令日倭憾服,王爷以为如何?”

    奕譞赞道:“吾朝有北’,自此无虞也。”

    于是,李鸿章又探问:“吾欲奏请,将水师更名,扩为海军,以更壮国威;并建津沽铁路,以备军用;未知可否?请王爷垂教。”

    奕譞又道:“公所言皆为社稷耳,有何不可?”

    李鸿章得到奕譞的赞许,心中坦然了;于是,打算正式向朝庭奏请将北洋水师改建为北洋海军。

    但当涉及修建铁路之事时,并李鸿章毕竟仍有顾虑;他料想朝中的那班守旧派对此必定仍会竭力反对,若想过关未知还得再费多少口舌呢?因此,不如故技重演再来一个木已成舟;想必,奕譞已表示了支持,届时不会有甚大碍。于是,李鸿章再次放胆悄悄的修建津沽铁路了。